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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三十年：在迷雾中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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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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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中国网ZGWWW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中国网ZGWWW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LOVE GUOXUE
(作者：吕型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
“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高考反思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ZGWWW国学文摘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LOVE GUOXUE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zgwww.net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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