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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以分钟计算厚重的生命尺度
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3-28  



王寿彭有言在先,谁如果连续两个学期得甲等第一名,他就给谁题写一幅字。1927年5月,王寿彭兑现自己的诺言:给这位16岁的少年题字。他给季羡林题写了副对联,另外又写了一个扇子面,在扇面末端,题写:“……羡林老弟正,王寿彭”。一个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的硕学之士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称老弟,看来还是相当没有架子的。

中学时,季羡林喜欢上了英语。于是,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

谈起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他双眸瞬间闪出灼灼光亮,倏然间身子也挺得笔直笔直。他兴奋地说:“当年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而我最终选择了清华。之所以选择清华,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当问起为何想出国时,老人回答说:“就是想出国镀镀金,回国后好找工作。”其心智之开明、胸怀之坦荡,由此可见一斑。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于是他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季羡林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曾游历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也曾飞抵世界上30多个国家,饱览过那里的旖旎风光,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在。而且,星转斗移,日月更替,他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zgwww.net

从离开故乡到去济南上小学、中学,再到去北京上大学,去德国留学,再到返回祖国执教北京大学,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季羡林总是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故乡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刚到德国哥廷根不久的一天,他便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他后来在《月是故乡明》一篇散文中,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看到的月亮,同故乡的月亮做了比较,他说:“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其实,故乡里的一草一木,小时候认识的每一个人和知道的每一件事,他都忘不掉,这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和他写的优美散文中。

他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穷困忧心如焚,他也对故乡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件美好的事物由衷地赞美。他曾经说过:“一想到自己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他经常向见到的临清人打听故乡的收成情况,日日夜夜企盼着故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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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市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也都是他的一往情深之地。

1982年9月,季羡林回到了故乡。当他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故乡人民“陡然富了起来”,“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因故乡之忧而忧,为故乡之喜而喜。从这一忧一喜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季羡林心中那一份浓浓的乡情。

生命中深深依恋的三位女性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6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

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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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6岁就离开生母,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呆的时间都很短。想着母亲多少日夜遥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赡养母亲。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当我从北京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不该,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此后数十年,季羡林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直到耄耋之年,面容已经模糊的母亲仍频来入梦,季羡林“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当然,季羡林有将近13年一直住在叔父婶母家里,是叔父婶母把自己抚养成人的。为此,他从来不曾忘怀。 中国网ZGWWW

季羡林在哥廷根留学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活泼可爱,尚未嫁人。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季羡林常去他们家作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常常一起散步,看电影,买东西,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为此,伊姆加德常常跑到学校去看季羡林,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伊姆加德的来访和关怀,使季羡林这个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异邦青年在战争的离乱中感觉到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ZGWWW国学文摘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他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10年》时,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季羡林写到:“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信。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但杳如黄鹤。”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据说近年来,有人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她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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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老家清平有早婚的习俗,早在18岁那年,他作为季家的独根苗而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受叔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季羡林结了婚。按常情,一个18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她的家庭也不是富裕之家,大体与季家门当户对。彭德华小时候只念过小学,大概也就能认千八百字。婚后,他们先是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取名延宗。

这桩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不过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不想知道。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婶母)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愉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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