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关乎人类发展方向的最深层次的问题。要把观察问题的范围放到世界的大局当中，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而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仅仅局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绝对的、抽象的对立上来。要看到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同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文化宗教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民族之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矛盾。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还刚刚暴露出来，情况很复杂。当今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世界，也不能简单地把世界归结为“一球两制”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矛盾全局。当代世界真正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且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的论述包含着两层互相联系的思想：一是从当今世界矛盾来分析，不仅存在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而且存在着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与依存，并且后者是更为主要的矛盾；二是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矛盾形态主要表现为和平与发展。这样认识和处理世界矛盾全局，既是世界发展趋势和人心所向，也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为有利。根据近几年的斗争实践和观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决不能因为某些局部冲突和突发事件而动摇我们的科学判断。进入21世纪后，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美国2000年发生的“9·11”事件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激化的反映，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发展形势造成巨大冲击。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上升，局部地区出现紧张动荡，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固有矛盾有激化演变之势，大国关系中战略利益碰撞和政治摩擦仍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和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在曲折中发展，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

在这种大的战略全局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既有决裂又有继承，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总的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和平共处、激烈竞争。对于这个共处时期，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一点要好要主动。但是，以往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把区别和对立简单化、抽象化、绝对化。这样做在战略上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从战后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中向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的做法上得到启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造就的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从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生产力，两者又有共同点或共通的地方，否则，人类的生产将不能延续。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使之为社会主义新生产服务。尤其是像俄国、中国原来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前资本主义关系遗留较多、文化经济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具有广阔的视野，以极大的魄力勇于吸收消化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之所长，尽快地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任务，最后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从而成功地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我们的严重失误之一，就是由于闭关锁国的环境，“一边倒”、“两个市场”的理论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使我们未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在发展市场经济以实现生产的社会化方面、在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在利用科技进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在参加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方面、在反映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方面等，长期积累了许多可资利用的宝贵经验。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论述，就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判断。我们主张“一国两制”，这是创造性地处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典范。

与此同时，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要注意区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在根本制度和根本阶级关系问题上，在人类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上，要讲姓“社”姓“资”。但是，就另一层次来说，在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问题上，在大胆吸收借鉴各方面人类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一切好东西等问题上，那就不能到处划分姓“社”姓“资”。这对我们的改革发展是一个思想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我们也就不能利用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长期性给予我们提供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关于社会经济的学说，同时也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早在马克思刚登上理论舞台的青年时期，他撰写的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讲的就是要向普鲁士政府争取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无理的书报检查和思想箝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批判前人学说和各种思潮的基础上，曾明确指出，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在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充满信心地预言：“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恩格斯在他逝世前一年致《新纪元》周刊编辑朱·卡内帕的信件中，答复他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是最合适的[6]。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实践者，在探索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应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认真研究对待。然而，由于国内外各方面复杂因素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立起来，有时甚至被作为“修正主义思想”列入大批判之列。其结果是严重阻塞了党和国家通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阻塞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方面的严重失误，那么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方面的严重失误。而且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不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力就难以持续、健康、高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优越性之一，就在于能够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文化科技教育，把生产力最主要因素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潜在力量呼唤出来，挖掘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决不应该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也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应遵循的正确而有远见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