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姚洋教授的一篇文章，读后很有感触。姚教授认为：“遗憾的是，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非但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冷静思考而作出贡献，还助长了社会问题的泛道德化倾向。社会公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是，把社会公正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会让我们走上道德斜坡，即不管付出的多少，一味追求结果的平等，从而让民众失去对‘应得之物’的认知。”（《财经评论》12月22日）

　　姚教授提出要对中国问题进行冷静与理性的思考，笔者是赞同的。但姚教授的担心我认为不必要，对于“多德”与“缺德”的评判，应该放到中国当下的整个语境中来考虑。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知识界兴起的道德追问，是不是狂热与不理性的呢？恐怕不见得。当下中国之所以出现强烈的道德诉求，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改革政策相继宣告不成功，基于这样冰冷的现实，知识分子本能地对这些不成功进行反思：

　　一、我们的各项政策制定之初，是否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如基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制定理念，导致以此出台的各项政策相继失衡；

　　二、精英的偏好能否代替大众的偏好？试问，有多少关涉公众的政策，是由公众表决通过的？在这样的政策制定模式下，我们看到了无数下岗工人遭遇的无助与无奈、看到了天价医疗费的黑暗、看到了昂贵学费的高门槛、看到了贪婪的房地产商人的窃笑……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残酷的现实？在市场化初期肮脏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有多少富人的财富来源经不起推敲？至少，其中有一部分责任是由于精英制定政策时的道德缺失造成的。

　　姚教授的担心我能理解，如果道德泛化，势必影响研究问题的客观性，甚至引发公众出现非理性的狂热，这没有错。只是在严重缺少道德关怀的今天，通过道德的反思，能够唤起广大公众对社会的希望与认同，同时也能够通过道德批判有效地制衡精英为利益集团代言的行为，减少政策制定中先天存在的道德缺失。

　　试想，如果当初在制定医疗改革政策时，能够有今天这种道德追问，会有当下面临的艰难局面吗？我们的教育改革，当初认真考虑过公众的承受能力了吗？说到效率与公平这个老问题，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暂时的，而把公平作为正义的首要选项时，产生的效率则是持久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

　　在缺少激情的年代，我们需要道德激情来捍卫人类的良知，激情的建设功能是不能否认的，诚如朱学勤教授引用的名言：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必须死，而大革命之后，罗伯斯庇尔必须活。假如真的如姚教授所言，这将导致整个社会走上道德的斜坡，那么，在道德严重缺失的年代，笔者愿意相信，这个斜坡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这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拯救的道路。

　　在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和世俗化的今天，由于专业化的分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日益淡化，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知识界对此仍保持沉默，那才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