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例会24日起在京举行。在一系列提交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和法律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提交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显得尤为瞩目。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部法律的早日颁布施行，能有效减少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行政强制权对公民人权构成的严重侵害。作为政府则希望通过该法的实施遏制并减少行政执法部门滥用行政强制权现象，改变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队伍的社会形象。

　　人们常见城管执法人员呼啸而至，街头巷尾的小摊贩们闻风而逃，执法人员将小摊贩们来不及带走的锅碗灶具、瓜果蔬菜扔上卡车绝尘而去，随之，小摊贩们再次聚集当街怒斥“鬼子扫荡”，旁观行人亦愤愤不平且摇头叹息。警察将无照经营的三轮车收集起来用压路机辗成一堆废铁，通过电视镜头向社会展示公安部门打击和取缔无照经营的“赫赫战果”。人们还常见，对付所谓拆迁“钉子户”，有关机构常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行政侵权方式迫使拆迁户就范。如此这般粗暴执法，在经济活动领域同样司空见惯，常见的如没收生产原料、扣押生产设备、不履行合法程序而查封生产经营场所等等。所有这类严重侵犯公民人权和市场法人权利的行政侵害现象，政府以往总是将其归咎为“不文明执法”所致，总是企图通过强调文明执法和行风评议去寻求改善，成效却乏善可陈。事实上，这类被舆论形容为“野蛮执法”的行径，绝不只是执法文明与不文明的问题，而是行政法制长期缺席、导致执法者滥用行政强制权而不受违法追究的大问题。毫无疑问，对付行政强制权的普遍越界使用法制手段比使用教育和评议的手段更具有威慑力。

　　行政学和行政法制学的研究共同证明，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在所有行政权力中，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就是行政强制权。就国内的现状，过去和现在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行政强制权的滥用。行政强制权滥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还不光局限上文所举现象，相继发生于2003年的广州“孙志刚事件”和成都3岁幼女李思怡活活饿死案件则属此类“伤害”极端案例。

　　尽管行政强制权对公民最具侵犯性，但公民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构建却又不能没有行政强制权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所谓行政强制，指行政主体为实现正当行政目的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采取的措施。其常用手段包括拘留、罚款、吊销或扣留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在履行行政强制权力，但始终在无法可依的尴尬中行权，因而，其普遍地越界甚至侵害现象实乃“必然现象”。相对于公民社会构建和市场化过程中新的权利保障诉求和新出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行政法体系建设的进程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继《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之后，《行政强制法》之审议通过并颁布施行显得尤为迫切。

　　由于中国目前还不能做到普遍地“开门立法”，人们也就无从知晓《行政强制法（草案）》的文本内容。但从媒体的有限报道中，我们已读到诸如“不得进入公民住宅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抵缴行政收费”、“除违禁物品外，在市容监管中不得扣押经营者经营的商品”、“行政强制以最小损害当事人权益为限度”等有利于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保障的刚性条款。在以往，许多行政法律法规立法的指导思想往往更多考虑是否有利于行政执法，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能足够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故而，这个变化是十分可喜的。

　　强调依法治国，难就难在依法行政。消除行政强制权对人权构成的严重危害，保障每个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制定《行政强制法》就成为实现“公民主权原则”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亦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早日出台。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