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这部伟大著作，不仅是一部历史“实录”，同时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它包含着不少的奇节、壮采、伟行，处处流露出至性、真情、实感，兼有《左传》的富艳、《战国策》的雄辩、《小雅》的哀怨、《离骚》的悱恻。　 www_zgwww_com

　　《史记》130篇，除了八书十表外，本纪、世家、列传共112篇，几乎全以三千年来历史上典型人物为中心（包括四邻民族酋长的记载）。他笔下所涉及的人物，已是不仅仅限于“发号施令”的历代帝王、贵族和官僚们的个人身边琐事，而是牵涉着对整个社会人民生活有影响的重大问题；对于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出身于平民的小市民和贫雇农以及商人和知识分子，诸如贤相、名将、策士、说客、文人、学者、刺客、游侠、隐逸、豪强，及至医卜星相、俳优侏儒，在他的选择下，都成为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角，司马迁是用十二万分的同情和千钧的笔力，来把他们加以刻画、特写和塑造的。只要看看他如何把失败的英雄——反秦军青年统帅项羽列入“本纪”；把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出身贫雇农的陈涉列入“世家”；在《酷吏列传》里怎样切齿于一班“如狼牧羊”的官吏，在《平准书》里怎样抨击“残民以逞”的一批“兴利之臣”，处处都流露出他那深厚的同情来。至于继承《春秋》“明是非”、“采善贬恶”的战斗传统，对不合理制度和凶残的封建统治者，连“今上”汉武在内，一一都施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更是司马迁卓立千古的闳识孤怀，难怪后汉王允竟目之为“谤书”了。 Z.G.W.W.W

　　秉笔直书，不避权贵，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身为史官，负有是非“当世得失之林”的职责，不可能是个白眼看世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或历史的客观主义者。

　　他爱才如命。写项羽就说“才气过人”，写韩信就说“国士无双”，写李广就说“才气天下无双”；但对他们后来的失败和不幸，则又不胜其惋惜之情，于项羽则惜其“背关怀楚”为非计，于韩信则责其“天下已集，乃谋叛逆”为失时，于李广则悯其“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然而“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足见李广的“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了。言外之意，宛然可寻。

　　他嫉恶如仇，写《酷吏》总括一句：“皆以酷烈为声。”就中特别提出，宁成“其治如狼牧羊”，人们甚至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王温舒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杀人不够，竟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补插一句：“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心中的痛恨可知。

　　在《平准书》里，他对汉武帝时代“残民以逞”的政治现实，给以无情的暴露。由于“通西南夷道”，“筑卫朔方”，“迎降赏赐”，“穿渠转漕”，“伐胡养马”，“大出击胡”等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于是先后推行“铸钱”、“牧马”、“转票”、“算商”、“卖官鬻爵”乃至“均输平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造成人民与统治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驯至天下汹汹，饥馑频仍。司马迁最后借农民出身的卜式之口，说出“烹弘羊，天乃雨”的愤语。

　　他不但憎恨酷吏，而且也憎恨佞臣。皇家权贵，尤其是他讽刺鞭责的对象。甚至皇帝，汉高祖的“流氓相”，文帝的“阴忍”，景帝的“刻薄相”，汉武帝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一套作风，都被司马迁声东击西，详彼略此的高超手法所彻底暴露出来了。

　　司马迁是我国第一个继承《国风》抒情、《小雅》讽刺、《春秋》谨严、《庄子》放恣、《离骚》悱恻等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吸收战国以来飘摇跌宕、酣畅淋漓的散文倾向，并且广泛地汲取民间语言，不断加以洗练、简洁，因而自成一家独具风格的现实主义大师。

　　因身为太史，“扬历中外”，所以有条件搜罗古代文献、民间传说以及他所耳闻目睹可歌可泣的故事，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集中概括地记录下三千年来我国人民种种斗争和活动事迹，而给以鲜明、生动、深刻、完整的表现；同时由于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生活理想的不断追求和展望，因此更使他的作品饶有“多爱好奇”的浪漫特征。这样，就使得他不仅是个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个积极的浪漫主义者!

　　《史记》那种通过形象、反映实质、集中表现、重点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为“传记文学”本身开拓出无数宽广的创作道路和艺术境界。通过司马迁伟大人格的感召及其辉煌巨著《史记》的广泛传诵，千百年来为我国古典文坛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它那丰富的宝藏，一直是我国文学家从事创作时汲取不尽的灵感的源泉。 国学ZGWWW

　　无可否认，到现在为止，仅就文学范围说，司马迁仍然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创立传记文学规范，掌握语言规律达到艺术高峰的巨匠之一。 国_学_参_考

　　今年是我市著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诞辰100周年。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学基础文库”丛书，收录了我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的国学专著，不乏赫赫大家，比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吴梅《中国戏曲概论》、金岳霖《论道》、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等，其中也包括苏渊雷的《读史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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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举要》是苏渊雷论述历代史书与文史研究心得的重要著作，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既从读史要义、史料学上的若干问题、国史弱点、文史研究方法等方面，阐述读史治史的意义与精粹，也分章一一介绍了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历代著名史家与诸子百家、《春秋》三传、《资治通鉴》、《诗经》、《尚书》等治史有关的经典著作，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的真知灼见。时下正是“历史热”，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捧读此书，将大有裨益。本版现摘选其评说《史记》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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