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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市民与主义的起点
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26
这让汪优游,以及寄希望于此的知识精英很失望。因此,它的失败导致了中国话剧的又一次运动。“五四”前后的话剧运动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对西洋话剧推介的同时把民间流行的传统戏曲蔑视为封建腐朽的文化。今天看来,在缺少多种文化准备的环境下,不同种类的文化在对接中出现排异现象可能也是《华》剧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在对这个失败的检讨中,戏剧革命者们愤怒地把失败归因于民营剧场给《华》剧设置的种种障碍,他们出于盈利目的只会迎合市民趣味,如同他们对文明戏的抛弃也主要出于对掺杂了旧文化的民间趣味的蔑视,甚至1928年由洪深提出以“话剧”这个名称代替“新剧”时,是为了与中国戏剧彻底划清界限,继而与传统戏所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决裂。
浪漫的社会理想,促使他们寻求新方式,为“摆脱剧场老板资本家的束缚”,放弃商业利益的业余剧团开始兴起,春柳社员陈大悲根据英文中“业余艺术家”(amateur)音译为“爱美剧”。欧阳予倩、沈雁冰、熊佛西、陈大悲、郑振铎与汪优游等人组成了第一个“爱美剧团”——上海民众戏剧社,随后北京上海都有很多学生业余剧团成立,田汉也是在这期间创办南国社,开始学生演剧活动。此时,“文明戏依然在市民生活中存在着。”傅谨说,“文明戏在商演中也变化着,比如一直留存到今天的上海的滑稽戏就是一种文明戏。但以左翼精英为叙述主体的戏剧史根本忽视这种自然的民间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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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话剧运动最初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艺术的需求很难辨析,而作为表达社会理想甚至改造民心之工具的言论却开卷即现。所以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话剧总是会出现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辛亥革命时有文明新戏宣传革命,1927年后中国政局分出了左派,话剧也开始了左翼戏剧运动,从关心家庭问题到关心劳苦人群,30年代顺势出现了“普罗”戏剧。1930年田汉在《我们自己的批判》文章里,检讨了之前的“爱美的”浪漫主义趣味,宣告“普罗”主张。
抗战爆发后,夏衍在金城大戏院推出《赛金花》,是为了鼓动抗敌而做的“国防戏剧”。上海沦陷后,上海的戏剧家们组成了13支抗日救亡演剧队到各地演出,直接做抗战宣传,《放下你的鞭子》是其中的经典。中国戏剧学院老先生李畅在40年代亲历抗战期间的戏剧,他说,“那时候的很多剧团都有后台支持,中华剧艺社有共产党支持,中电剧团、中国万岁剧团由国民党主办,中央青年剧社由三青团主办。像舒绣文等演员都是有军衔的。真正独立的民间剧团是唐怀秋的中国旅行剧团,它各地跑码头,从1933年持续1947年,没有太多政治倾向,但也有进步倾向,演出的剧目范围最广”。曹禺的《雷雨》就是在1935年10月由旅行剧团在天津首演,《日出》、《原野》也是它的常演剧目。“可是我们现在只说曹禺,几乎不怎么提到把曹禺的剧本推上舞台的唐怀秋、唐若青。”而曾是旅行剧团成员的周贻白先生在他著名的《中国戏剧史略》中,却只字未提话剧,这不免让人生出疑问,是不是话剧中值得作为戏剧评述的成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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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尘曾把对话剧“艺术太少,政治太多”指责看做是学院派的迂腐之见,他说“不是中国话剧的政治内容太多,而是中国人遭受内外敌人的政治迫害太多”。所以有研究者也说,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首先要的是炸弹和狂呼,不是艺术和审美。但傅谨认为这不是事实,京剧就是在20年代后得到了大发展,流传至今的很多流派都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只有狂呼这一种,只是忽视了其他类型的。反而以政治作为借口把很多粗劣的话剧捧成了经典。”他说,“其实在20年代后,精英启蒙戏剧与市民化的戏剧之间有一种生态存在,如果两种趣味在自然生态中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但精英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后这种生态被破坏了,在他们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民间的戏剧演出被有意淡化,可左翼精英的话剧在舞台演出的成就远没有他们在理论上的成就大。”
回过头看周贻白先生“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论点,也许可以作为他做戏剧史而不提话剧的注脚,在中国话剧的百年庆典中也可以作为坐标系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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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晃:我们的话剧传统正在断掉
上海青年话剧团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它的风格是从学院里就开始培养的,队伍整齐,方法一致,目标一致,而且严谨。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青话”队伍解散掉了。就上海话剧事业说,“青话”本可以成为半壁江山,因为它积攒了很多业务骨干,而且做了很多年积累。但是,现在这些力量逐渐流失了,由于种种情况,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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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马戎戎
“没有什么海派”
虽然现在大家都说话剧市场不景气,可我的经验告诉我,好演出从来没有不景气过。《Sorry……》是我最近演出的话剧,在北京,在上海,都演得不错,我觉得这个戏还可以再演。这个戏是有难度的,不是一个图热闹的戏,虽然是一个喜剧,但有强烈的伤感。我清楚记得于是之跟我说过:“我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因为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一群人,知识分子的痛苦,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最能反映社会机体上的痛苦。”《Sorry……》挖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挣扎,这个俄罗斯知识分子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
有人说我的表演是海派的,说上海戏剧是“海派戏剧”,我觉得很牵强。也许是指风格更多样,视野更开阔?但事实上没什么海派艺术。黄佐临先生可能提到过,当时是说海派艺术不拘泥,事实上现在北京也一样。但是搞外国戏一定要讲形体,讲舞蹈基础。要是这么讲的话,可能上海有些优势。
我原来属于上海青年话剧团(以下简称“青话”),在上海,青话演外国戏可能演的是最好的。60年代,上海青话的力量已经比较明显,到了80年代完全是青话的10年。因为上海青话和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学是一脉相承的。上海青话的体系是演员为主体,导演为中心,斯坦尼的体系其实就是演员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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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体系是科学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是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友好决定的。但是我看很多英国、美国的电影演员,我觉得都没能超越斯坦尼。黄佐临先生在1962年也提出过“话剧写意”的问题,反对当时斯坦尼体系的一元化。黄先生是我所尊重的艺术家,但严格说起来,我觉得他更多是文学活动家,而不是戏剧活动家。黄先生提布莱希特,讲的是间离,提倡理性,让观众去思索。这是导演的艺术。演员还是要演出真实的人物。构建戏剧如果是盖大楼,演员就是建筑材料,还是要有功底的。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1959级的学生。1959级是我们学院整个都由苏联专家来上课的一级,我的老师是列宁格勒戏剧学院表演系的系主任,在列宁格勒被称为“动作的猎人”,是说他捕捉动作非常准确。苏联专家来上海的是两个人,中央戏剧学院去了列斯里,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是李丁的老师。后来去的那位是于蓝他们的老师。我们学校当时旁听的比上课的人多,旁听有好几十人,上课的只有20多个。包括很多戏曲界的人,王文娟、袁雪芬等等,还有很多老师,都来旁听。当时戏曲演员们其实也在探索这个,凡是著名的注意表演的演员,比如梅兰芳和周信芳,他们都注重人物塑造。上海越剧院,袁雪芬和王文娟都是注意表演的,袁雪芬的《祝福》我觉得比白杨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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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当时为什么需要斯坦尼?斯坦尼体系在教学上是有优势的。中国戏曲的戏班子也会产生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但过去的艺术创作方法一般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盖叫天是多么优秀的演员,可是他文化太低,他来我们学校做讲座,当时有一句话叫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上来开口就说:教师是人类工程师的灵魂,学生们笑倒一大片。他自己是非常天才的,但是天才演员太少了。
斯坦尼是有科学性的,科学性就是可操作性。我们上学时候,苏联专家的教学是严格按照苏联教学大纲进行。天才的确有,但大部分学生还都不是天才。
我记得于是之先生当年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相信斯坦尼那一套,要观察生活。”看上去他对斯坦尼不感兴趣,但他的实践恰恰是证实了斯坦尼的理论。他是个天才。我看他的《茶馆》,他演出了三幕戏,动作都非常准确。第一幕,他“拎”着大茶壶,他的手永远是翘着的,随时准备张罗。第二幕里,他“撑”着茶壶,也就是“撑”着茶馆;第三幕,他就是“托”着。这完全是斯坦尼动作理论的体现。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的话剧传统正在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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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斯坦尼理论不是他一个人的,后面有很多戏剧工作者把他的理论进一步进行整理。而且斯坦尼本人其实也一直在探索,他的理论在后期也在发展,但国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当年周总理对我讲,欧洲一个剧院的风格建立是50年。上海青话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因为它的风格是从学院里就开始培养的,队伍整齐,方法一致,目标一致,而且严谨。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青话队伍解散掉了,青话队伍的解散非常可惜,因为直接让青话的传承断掉了。就上海话剧事业说,青话本可以成为半壁江山,因为它积攒了很多业务骨干,而且做了很多年积累。但是,现在这些力量逐渐流失了,由于种种情况,很可惜的。
青话的人才流失,首先是一些二线演员,他们在剧院工作了几十年,可能不是舞台上的主角,但如果衣服有衬里,他们就是硬里子,结果当时却决定让他们提前退休。我曾经4年不演戏,因为当时事实上我们这样一批演员被挂起了,我当时也很痛苦。胡伟民导演,他1989年去世时候,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他,他是我跟导演合作中最默契的一个,他80年代初到上海。我们排过《秦王李世民》,排过《欧洲纪事》,排过《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排过《休伊》,排过《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还排过其他五六个戏。我们俩蛮绝的,我们俩是讲半句话的,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说什么他也知道。他去世时候才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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