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先生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而是用懂不懂外语来评判中国当代作家，这样做太不严肃了。沈从文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外语有多精通呢？如果外语对写作这么重要，那是不是作家评级也要考试外语呢？”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质问道。陈平原直言：“顾彬先生对中国作家高标准严要求是可以的，但不客气地说，他的言论是哗众取宠。依我看，未必是‘外来和尚会念经’。”

　　同样是“外来和尚”、来自荷兰的汉学家柯雷对顾彬的言论也大不以为然。“顾彬先生俨然代表‘我们欧洲学者’断言中国当代文学今天在欧洲根本没人关注、没有地位，不，顾彬不能代表我们，只能代表他自己。”

　　“第一，用懂不懂外语来评判作家，没有道理；第二，把20世纪中国文学以1949年划线，然后分别下断语，而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进行分析，没有什么道理；第三，说中国当代诗歌模仿和借鉴了西方诗歌不错，但因此说中国当代诗歌就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很荒唐。即使是模仿和借鉴，难道中国诗人没有作本土化的工作吗？”柯雷列出了顾彬言论中的“三宗罪”。

　　但在与会学者当中，支持顾彬的也不在少数。诗人欧阳江河指出，不能庸俗化地理解顾彬的话。“中国当代作家，进体制的进体制了，功成名就的满足了，也懒惰了，顾彬的批评让我们警醒，他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中国作家是真正的爱。”欧阳江河认为，顾彬强调外语重要性的深意在于：“语言应该是作家们终极的工作对象。通过学习外语和翻译工作，能够提高作家们对本民族语言的自觉意识。”

　　斯洛伐克科学院教授高利克、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等都发表了或赞或弹的评论，讨论一度变得火药味十足。“这个会议，真是太有娱乐性了。”陈平原评论说。会议在延长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宣告结束，而与会者观点的歧异远未弥合。

LOVE GUO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