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民族主义”伴随“现代性”的发生

　　2004年有三件事情引起了单正平的注意：一是有人提倡穿汉服，以对抗作为西方现代文明象征的西服。二是杨振宁、王蒙等著名人士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公开主张复兴传统文化。三是康晓光、蒋庆等新儒家从原先比较寂寞的思想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大众文化层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单正平认为，这些日益繁复的文化精神现象，显然是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的表现。与此相应，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大量出版。在文学界，莫言的多部小说如“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檀香刑》，张承志的《心灵史》、《无援的思想》，韩少功的随笔《世界》，以及乌热尔图等作家的散文随笔，都表达了鲜明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引起普遍关注。单正平注意到，民族主义刺激了文学的表达和转型，而文学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同时又参与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从晚清以来，这一情况似乎一直持续着。

　　近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高涨，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并且已经出现了一些论文，但这些论文多以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现代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并不多，除了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还有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和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前者以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是50年来第一部系统研究这个领域的著作，但还是属于局部研究。在《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发表之前，似尚未见有从整体上研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学关系的著作。

　　而显然，“现代性”的发生，是与“民族主义”的急剧变化、强化紧密相联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毋宁说，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同一个大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重的研究与表述。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在那一历史时期的突然自觉，使得“现代性体验”才在那一历史时期突然地、被更强烈地感受了。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三联书店，2004年7月）在近年的问世，显然是学术界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而《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则毫无疑问地从中吸取了其思想成果。

　　单正平深刻地指出：当人们把狭义的文学作品从其他文体中分割剥离出来时，就意味着把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本身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割裂开来，而这与历史事实有相当距离，因为古人并不是按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学来从事写作和欣赏的。稍具常识，就能认识到这种错位，因此文学史叙事在谈论具体文学家和作品时，又势必一再回到当时的整体性语境当中去，以求接近历史真实。这种矛盾在文学史叙事中一直存在。它的不良后果就是使后来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因为一定程度上脱离其原本语境，而形成感觉上的隔膜，认识上的肤浅，最终也影响到对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的把握。

　　近年来颇流行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谈二十世纪文学，民族主义自然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话题，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框架：民族国家是通过印刷技术和通用语，利用一系列的象征与符号，想象出来的社群。有论者指出，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一书尤其明显。《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过多地被“现代性”概念纠缠，又竭力试图让中国的问题适应当时流行的现代性观念。

　　所以，在引进、引用“现代性”概念的研究过程中，文学无论作为媒介、手段，还是其虚构性、想象性的本质，都是建构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于是，《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理论触发，也成为经典性的理论资源。至于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所作的历史描述是否真实，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无普适性，则是不消问的，只管套了再说。正因如此，近年来关于民族国家文学想象的研究不少，却大同小异，缺乏理论创见；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也就缺乏关于民族主义与文学的系统的论述与细致发掘。

　　正是在这个研究背景中，《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出现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有论者（刘复生）指出，直到这部书才真正创造性地对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内在关系做出了系统地细致研究；另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潜在地对众多大而化之其实充满历史谬见的普遍性理论和一般说法进行了质疑与回应。虽然对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已有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单正平给我们的描述是独特的，而且他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

4　中国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建构

　　包括本文提到论著和没有提到的论著在内的众多研究，是这些成果的总和，共同构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成果。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发表，到《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等一批成果的出现，再到眼下《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出版，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成就，是有必要做一个大致的估量的。

　　近年来，建立汉语学术话语体系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或撰文或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提出此问题的重要性。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更是面对中国问题，必须用中国人自己的言说方式，《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而成功的努力（例如，该书在分梳民族主义的派别时就刻意使用“尊王不攘夷”，“尊洋攘夷”，“尊夏攘夷”等传统说法。）这也代表了学术界近年来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那就是研究者试图竭力摆脱对西方学术话语和流行理论的依赖与迷信，力图重建中国学术研究的自信心，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言说自己的问题。

　　在此前提下，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发展，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的上延和研究深度加深。现在，不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晚清文学，都比早先的现代文学史的上限上推了二十年到五十年。这一方面是对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框架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本身自然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二十年的研究，完全突破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比较单一的阶级论、二元论的模式，大量以前不被注意、甚至不许研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现在不但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