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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年前的一篇博士论文,启示了“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
1987年的6月,陈平原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答辩,距今恰好二十年了。不久,论文作为“人文研究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首印11000册。这篇论文的出版,可以说是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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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这本书而言,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建立了‘拓荒’的功业”。这篇论文也从整体上确立了论文作者独立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地位。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1997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小说史论集》六种,此书也包括在内。2003年7月,此书又作为“文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下面的评论约略可以表达学术界对此论著学术意义的认识: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第一部以“形式”作为自己研究基点的专著的问世,它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它第一次从叙事模式的角度对现代文学中小说新形式的基本特征和产生根源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由于作者是把现代小说新形式的产生和确立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总体格局下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它立足于现代文学却不限于现代文学的范畴,第一次勾勒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史”的基本体系和流变过程,从而使这部专著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第一部“艺术形式发展史”。这部专著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空白被填补,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文学形式的思考和探究在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中已开始占有应有的比重。而陈平原开手即已达到的研究深度本身,则在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质的腾越和飞升的同时,更使人们意识到在这一领域还有如此丰厚的学术内容,有着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刘俊,《研究的背后——读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通过对晚清小说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的细致分析,认为晚清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已经出现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变化。有论者认为,“虽然他未能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问题作深入探讨,但对后来者来说,他的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文艺报》2006年10月28日)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印证了“这一领域有如此丰厚的学术内容”和“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不为虚言。
2 “发生”与“转型”: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究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必然会引出一个更具学术价值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转型和起源问题,这于是成为近二十多年学术研究的一大主题。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等,以及国内的章培恒、范伯群、孔范今、栾梅健等人陆续发表文章,研究此一问题,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限前移至“清末民初”。其中栾梅健发表一组文章,论证1892年发表的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郭延礼把1898年到五四以后称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阶段。陈平原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确定为1898年至1927年。他们都把戊戌变法作为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基本根据。但单正平效仿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反问,再次追问:没有甲午之败,何来戊戌之变?没有1895年创钜痛深之大失败后社会情绪鼓荡与思想舆论准备,何来1898年的维新变法?在单正平看来,甲午战败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要超过戊戌变法。尤其从民族主义视野来看待文学的情感内容时,1895年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正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士人阶层民族主义思想情绪的迅速激化,从而导致了政治变革的迅速推进,更进而导致文学观念、文学情感形态、文体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单正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里有一章专讲甲午至戊戌的三、五年,细心捕捉此次失败所引发的“精神突变”,进而探明此间的文学转型。
晚近出版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杨联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也将研究视角着眼于晚清民初文学,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被认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近年来学术界多有以“发生”、“起源”等字眼作为描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关键词。但有学者以为,“发生”、“起源”似乎更具从无到有,平地生风,突然而至等意味,不如“转型”具有承续传统而演化的意味。因此单正平更认同林毓生的著作标题:《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先有旧“型”,才有转而为新的可能。先有既存的中国明清文学,才有以此“型”向现代转化的条件和基础。而转化,意味着整体的、渐进的、缓慢的演化过程;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局部的、特殊时期的突变,这种突变能够极大推动整体渐变的速度甚至影响到其前进方向。
但是,另一本以“发生”为题的著作仍然值得足够重视,那就是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状况相联系的特定角度,通过分析那时期文学本文中的体验状况,去探索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梳理有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古典性体验向现代性体验的转型状况作概略考察。”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入手,使本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学术价值。因为,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而“把晚清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一种新传统,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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