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华丽”？———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国学×参考
1996年至2002年，王德威君应麦田出版公司之请编辑一套“当代小说家”书系，同时为每位入选小说家撰写一篇序论，结集起来，就是这本35万字的《当代小说二十家》。王君不恤降下比较文学与近现代中国文学专家的身段，从美国教授繁重教学工作中抽出宝贵余暇，焚膏继晷，兀兀六载，坚持用最实在、最吃力、目前差不多已经绝迹了的传统批评模式——作家论——为二十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当代华语作家逐个画像，这在文学批评如此不振的当下，真有点力挽狂澜的气魄。
但读完该书，我还是颇感失望。王君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地区一共选出二十位华语作家，这诚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该地区实际的文学构图相比，挂漏无疑太多。王安忆、苏童、余华、李锐、叶兆言、莫言、阿城，自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七位重要作家，但他们的特色和成就无论如何放大，也不足以覆盖大陆地区当代文学的版图。至于其余十三位，恐怕也很难代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华语文学的主流。这些地区同属“当代”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没有触及。另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华人新移民作家”以及80年代末“离散”中国作家，也无一人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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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该书乃是应出版社之邀编辑的小说卷绪论的合集，这种狭窄的论述范围原也不必苛求。问题是，王君围绕这二十位作家展开的理论与历史的论述空间异常阔大，所存之目标异常高远，这就与实际论述对象之间很不相称。
首先，读王君书，虽然不能获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更多不同年龄段“当代作家”的信息，却可以经常碰到卢卡契、巴赫金、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德理达、佛洛伊德、福科、拉康、朱利雅·克丽斯蒂娃、霍米·巴芭、鲍德理亚尔、巴塔耶、德鲁兹、萨义德、夏济安、夏志清、周蕾、王斑、唐小兵、张旭东、杨小滨等二十多位东西方学者与汉学家的大名，经常欣赏到王君对叙述与描写理论、狂欢节理论、结构主义、解构论、诠释学、存在论、魂在论、心理分析、知识考掘、规训、疯狂、播撒与延异、色情理论、暴力理论、身体政治、女权理论、东方主义、后殖民论、新历史主义、民族志学、国族叙事、历史书写、原初激情、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哥特小说、后设小说、离散叙事、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性——不厌其烦的演练。
这是丰富驳杂的理论信息与单薄的论述对象之间严重的不相称。有时候论述一个作家，会动用多种哲学和批评理论。尽管王君对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努力概括出几个关键点（通常就用作小标题），但由于他和作家之间横亘着太过辽阔的理论空间，由于他太想通过这种理论空间的拓展来重建当代世界华语文学的论述框架，就无法对具体作家进行更精微的洞察和更诚实的逼视。问题好像都点到了（其实这也很可贵），但不深不贴，最后留给读者的印象还是当初那几个关键词，以及重叠在作家身上的众多理论标签。有些关键词和理论标签甚至一鸡多吃，比如周蕾（ReyChow）发明的“原初激情”以及王君自铸的“老灵魂”、“拾骨者”，就被反复运用于有关台湾作家朱天心、舞鹤、黄锦树、李永平等人的论述，这尽管显示了这几位作家的联系，但也抹平了差异，最后只提取了理论预设的某些共性。如此理论爆炸、标签批发，令读者头晕目眩，自救不暇，又怎能看清作家的面貌、听明论者的所指？用大炮打蚊子，固然足够威猛，但在炫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同时，恐怕连自己所毁灭的是蚊子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了然。这也可谓有一得，必有一失。 国*学*参*考
其次，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地区二十位中青年华语作家，王君却为他们请来塞万提斯、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思基、普鲁斯特、米兰·昆德拉、科勒律治、康拉德、赫胥黎、萨德、福克纳、歌德、托马斯·曼、拉什迪等众多欧美作家以及司马迁、曹雪芹、沈复、李伯元、韩邦庆、苏曼殊、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老舍、沈从文、巴金、端木蕻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苏青、徐訏、路翎、胡兰成来作陪，阵容豪华奢侈，背景雄浑壮美：二十位中青年华语作家何其重要若此，又何其幸运若此！
于是乎，王安忆、朱天文成了“海派师奶”张爱玲的传人，但朱的《荒人手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竟有不可思议的对应性”，王的《遍地枭雄》却“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她的《弟兄们》则是对庐隐《海滨故人》的“敬礼”。王君整理的海派文学谱系实在够乱的，也不知道他究竟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抑或“京海合流”？私淑胡兰成的朱天心，因其小说人物寡恩少爱，则被王君断言继承了太史公、鲁迅“发愤著书”、“怨毒著书”、“反抗绝望”乃至尼采 “辱根说”（ressentiment）和陀斯妥耶夫思基“地下室人”的传统，她的《漫游者》更使王君油然想到鲁迅的《墓碣文》。苏童以其“南方写作”充当了描写俄国南方的莱蒙托夫、描写意大利风光的托马斯·曼、描写美国南方的福克纳的“后之来者”，但王君又由萨义德“东方主义”脱胎换骨出“南方主义”，意谓苏童把南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一如萨义德指责欧洲文人把东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王君对这位“南方写作”的“后之来者”褒耶贬耶，实在暧昧难明。至于李锐，他的《旧址》在王君看来恰好是巴金的《家》在“‘家’毁人亡后的‘旧址’”——历史在这里衔接得天衣无缝。李昂的《暗夜》使王君“想到30年代作家茅盾有名的商战小说《子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接续了鲁迅的《过客》，又重演了工农红军的“长征”，至于《活着》中的福贵则是“中国版的约伯”，但又“恰如柯勒律治（Samuel T.Coleridge）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老舟子”；骆以军的小说《远方》呼应了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李渝的《贤明时代》隔着八十多年而与鲁迅的《故事新编》“对话”，迁居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则赓续了从苏曼殊、郁达夫、新感觉派、路翎乃至无名氏迤逦而下的“浪子文学”传统；张贵兴的《赛莲之歌》“让我想到乔伊斯（James Joyce）《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张的另一部小说《群像》则“仿照了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模式”。另外，因为王君是沈从文专家，可怜这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就不能不额外忙碌，不断出场，为这些当代华语作家充当文学史的前驱或陪衬，甚至与嗜疥成癖的莫言“在营造原乡视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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