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肖普 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自传体小说《在乡村》的大约三分之一处，作为叙述者的小女孩被外婆和姨母打发去找寻一位乡村裁缝。这个裁缝曾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拜访过她们家并且说好了要再来，但孩子捎来的口信却是这第二次拜访将不得不推延。于是，异常神秘地，贫穷的格莱小姐——我知道她很穷——给了我一枚5分硬币。她欠身将它丢进那件她亲手缝制的红白相间的裙子的口袋里。那是一枚小巧的、亮晶晶的硬币，乔治王的胡须像一小朵银色的火焰跳跃在上面。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鲱鱼或鲑鱼的鳞片，所以这种五分硬币被人称作“鱼鳞”。传说人们会在鱼肚子里发现他们的戒指，或是找回他们丢失已久的折刀。但如果你在刮洗一尾鲑鱼时发现每片鱼鳞上都有一小幅乔治王的头像，那将会怎样呢？ 　　 为了更安全起见，在回家路上我将这枚硬币放在嘴里，而后竟吞下了它。据我所知，数月之后它还呆在我身体里，并将它珍贵的金属转化成我蓬勃生长的头发和牙齿。 　　 在叙述者的观物方式中有某种精妙的、富于抒情意味的鲜润感，她声称她仅仅是“吞下了”这枚硬币，字里行间诗人玛丽安·摩尔日后在其身上发现的那种特质——“一种闪烁不定的随意性”——已显露无遗。换言之，这个叙述者，正是玛丽安·摩尔于1930年代结识的那个年轻诗人的小小自我，也是1960年代曾致函安妮·塞克斯顿的那位成熟诗人的前身。在信中，她坦言道：“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不仅如此，这个叙述者还与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艳羡的那个伊丽莎白·毕肖普极为相似，她的灵魂“躲在文字背后，佛一个‘我’正从一数到一百。” 　　 上述引用的那段文字背后，隐藏的正是有关那段“未曾沉溺”的童年不幸的完整记忆。格莱小姐惠赠的五分硬币对孩子来说或许十分神秘，但对于村里的大人们和故事的读者来说，孩子显然是被怜悯的对象，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孤儿。她的父亲已经亡故，从那时起母亲也屡屡因精神崩溃而失踪。其实，战栗的母亲恰恰对应了“这一天早些时候”那个裁缝的形象，当她发出一声尖叫，这尖叫便永远笼罩了孩子的世界，并将永不平息的痛楚嵌入其中。 　　 当然，在母亲于1916年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同样的尖叫也曾回响在毕肖普的生活中。现实中的村庄被称为“大村”，在1911年——毕肖普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在料理完亡夫的后事后带着未来的诗人移居此地。在她余下的生命之中，这些最初的痛楚和丧失将会隐藏在她体内，累积、衍生，正如一枚五分硬币会幻化出许许多多的鱼鳞。的确，毕肖普卓越的天才在于能够消化这份伤痛并转化它。像在故事中频频细数硬币、鱼鳞、指环和折刀那样，她会一个接一个地为世上的事物命名，直至数到一百。每一件事物都会在记忆的疆域中确立一个坐标点，以此宣告并承纳它所测度的力量。 　　 自从194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专集——《南与北》，毕肖普在美国诗坛地位就已确立。诗集标题的地理意味暗示出她的生活转移于其间的空间坐标，但也象征着她艺术中回环往复的情感极限。其后她一系列作品的标题都具有同等的暗示性：《一个寒冷的春天》（1955）、《旅途的疑问》（1965）、《地理图Ⅲ》（1976）。无论何时，她总是个迁徙者。开始，是作为一个婴儿被带向北方的加拿大。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斯克舍省安宁的乡村生活一下子被带入焦虑不安的青春期，置身于马萨诸塞州那些严肃的隔膜的亲属之间，她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家族中父亲的一方绑架而来的，于是她重返南方。后来，她的“南与北”变成了美国的南方与北方本身：作为刚刚从瓦萨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士，在愉快地重返佛罗里达的基维斯特岛之前，毕肖普在1930年代纽约的文学圈子内的生活为其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她与瓦萨的同学——刘易斯·克兰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了5年，当地丰富多彩的生活激发了她许多著名诗作的诞生，其中以《公鸡》和《鱼》为代表。然而在这些迁徙中最具决定性以及最漫长的一次是在1950年代，毕肖普定居于巴西，与她的挚友住在里约热内卢以北山中的寓所中。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六年，时而在里约，时而在亚马逊平原上畅游，但总是抽身而出，游离于美国的文学生活之外，直至这种特殊的安排接近了终点。毕肖普最终返回了马萨诸塞，住进波士顿的刘易斯码头上的公寓里。1979年，就是在那所公寓中，年仅68岁的她于11月6日突然去世。 　　 上述一切都记录于大卫·卡斯通新近出版的《成为一个诗人》一书中，毕肖普与另外两位重要的美国诗人间的友谊在其中展示出来。这本书是集中探讨“神秘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最出色的研究著作之一。这种亲和力在毕肖普与玛丽安·摩尔的关系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而影响力则更多地呈现在毕肖普对罗伯特·洛威尔的感召之中，而该书在处理这两类关系的方式上颇具启发性。罗伯特·洛威尔，当然是他那一代人中声名赫赫的诗艺拓疆者，是诗人名册上飞驰着的夺标者，他四处寻找着对手、振臂呼喊，给他自己和接近他的每一个人制造着堂皇的麻烦。他对于诗歌充满奢望，在实践上卓尔不群，而这一切都受到了毕肖普的批评，不仅以其做人的态度而且也以她为诗人树立的典范。较之于洛威尔，毕肖普身上有一种优秀的考狄莉亚式的品质，一种赋予她作品以动人的稳定性的沉默，一种被玛丽安·摩尔以独特洞察力勾勒出的“某种完美的果敢”所捍卫的含蓄。所有这些果敢和含蓄的品质都体现于《在村庄》中那个儿童叙述者身上，那个天真的、自信的小精灵，已分享了（如故事告诉我们的）“一种无边的、细碎的、闪烁的孤寂”。 　　 如果说毕肖普经历的家庭变故不如考狄莉亚的遭际更具悲剧性，她所承受的苦难仍似乎是某种考验。这每一项苦难都衡量了她的精神与她认可的词语对抗环境的能力，并昭示出早年对沉默的虚心求教已使他自身和她的词语得以与祸患匹敌。譬如，《在村庄》那结束了全篇的声音，足以抗拒、接纳并化解故事开始时母亲的尖叫声：这第二种声音始终潜伏在故事里，一下又一下使意义逐渐累积，如同作者的精神正数到了一百；那是铁匠锻打铁砧的声音从房屋背后传来： ZGWWW国学文摘

叮当 叮当 内特在打造一只马掌。 哦，美妙而纯粹的声音！ 它使其它一切都静寂无声。 但是，间或地，河水意外地发出一阵喧哗。它汩汩地言说着， 透过水面上漂流涌动的褐色漩涡。 叮当 除了河水，一切都屏住了呼息。 没有尖叫，曾有的那一声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已慢慢地消散于泥土之中，或者它已向上飞升，进入那深邃的、蔚蓝的 天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大海上一只浮标铃。 所有那些另外的事物——衣服，揉皱的明信片，打碎的瓷器； 损坏的与丧失的事物、病痛的与被摧垮的事物； 甚至还有那微弱得几乎消失的尖叫声——是否它们太微弱 了、太短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长久地倾听它们的噪音？ 内特！ 哦，美妙的声音，再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