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古代诗词中的“怨”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诗歌,它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但如果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态构成进行透视，诗人们常常将诗歌作为用来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借诗词来抒发“怨情”是中国诗词的一大传统，其主体情感无疑是悲怨与感伤，并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悲怨基调。
“怨情”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基调之一，这是由诗人内在情感被郁积压抑的原因而决定，诗人们在诗词中，毫不吝啬的抒发闺中苦闷之怨，怀才不遇之怨，报国无门之怨，岁月如烟之怨，故宫黍离之怨……这形成了我国古代诗词中特有的“怨”情。当“怨”作为一个特定用语赋予它意义时，不妨解释成为：是诗人在其诗歌中显现出一种壮大美、忧郁美的审美效应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情感反应。
“怨情”基调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一以贯之，源远流长的，其形成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这里，首先试从“仕不遇”这一老话题，来透视一下中国古代诗人的特殊心态。“仕不遇”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绝对的现象。“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生动地概括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共同命运。然而诗人们明知“不遇”，却又极力去追求“遇”，也正是古代文人的悲哀所在。“仕”是文人的愿望，“治国平天下”是文人们的最高追求。但这些愿望与追求却常因同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苦闷也因此而生。特别是像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这些对自身期望极高，理想抱负坚定的人，更会因理想的实现可能性之小而矛盾重重，失望也愈大。作为心迹的流露，表现于诗中也更显出悲怨与感伤。如李白、杜甫，既已生活在唐朝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上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清明得多，又有科举与荐举之制，且他们均才高八斗，但现实生活还是使他们的理想无情地幻灭，促使其情感形成了巨大反差。心理的不平衡破坏了诗人们既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他们无穷的悲怨就通过诗歌或含蓄委婉，或旷达直露地表现出来，悲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顾影自怜，又怨又惜的结果，是悲凉基调与感伤情绪的形成。山水、田园、游仙，都无法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其内心的忧郁与苦闷，只能加深其悲怨。例如李白的《长门怨》便是借助了汉代陈皇后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与悲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除此之外，诗人们还将自己内心的悲怨之情外射到了“仕不遇”之外的各个角落，创作对象主体化，异常丰满，而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闺怨诗词了。“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是宋词人吴文英对闺中之人午睡醒后孤寂心态的形象描绘；“风住尘香花以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是诗人李清照在丈夫死后，独自流落他乡的悲怨情感的写照；“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则更加直白的道出了丈夫常年在外忙于生意而无法顾及家中妻子的浓浓闺怨之情……闺怨诗词是我国古代诗歌中表达怨情最为众多的题材，诗人们或是借女性之口来抒发自己在外无所成就却要家中妻子独守空房的愧疚，或是对这类女子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或者是出自女子之手，为的就是要表达闺中的苦闷与寂寞，这一切在国外的诗歌中却是很少见的，因而闺怨诗可以说是够成了我国诗歌中抒发怨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我国古代诗人们独特的心理写实。
另外，在我国古代以“怨”为基调的诗歌中还有以诗歌来感叹时光流逝、生命苦段之怨的。如魏朝阮瑀的《怨诗》：“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表达了对生命无常无法把握之怨；而唐代刘希夷所写的《怨诗》“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盬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盬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丈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人识，三春行乐在谁边盬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白发乱如丝。但看旧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则是对岁月如梭时间流逝的悲怨之情的宣泄。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以上的这些简略的例诗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共同吟唱着“怨情”诗词的主调，层层深化的创作，使中国诗歌的悲怨情调一次次得以巩固、沉淀，并最终汇入中国“怨”文化的长河，铸出中华民族特定的心理素质的一个层面。原始积淀与各朝代的社会小环境相结合，悲怨情绪源源流出，从仕途到闺怨，到时间流逝，怨情诗词创作，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