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趣味看苏轼诗评

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村学中至陋语也。
苏轼为什么要赞扬林、皮而批评石曼卿呢？林、皮两家有何共同点，与石曼卿有什么相异点呢？林逋写梅，从“影”、“香”入笔。“影”本已虚无飘渺，而又突出其“疏”；“香”已是无迹可寻，而又强调其“暗”，可见林诗在外形描写上只是略作点染，走笔极为轻灵，而寒梅神清骨冷，幽独闲静的韵致，尽现于言外，皮日休的白莲诗，第一句以拟人手法专写其精神，突出白莲知音难觅，孤芳自赏的痛苦。第二句侧面从环境入笔，“月晓风清”之时，又有谁会来临池赏荷呢？这是推进一层写白莲的孤凄，愈显出它落落寡合，高标自放的素雅高洁。他们是共同点就是都不肯执著于形相，而去努力表现梅、荷的精神气质，内在品格。反观石曼卿，先将梅与桃作比较，写其叶；再将梅与杏作比较，写其枝；一味在外形上下功夫，得其貌而遗其神难怪苏轼要讥笑为“村学中至陋语”了。苏轼曾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中写下了这么四句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明确否定了把“形似”作为论画标准的观点，也明确否定了那种无言外之意像外之象的诗作。
苏轼的这种审美观决不是他的偏见，而是诗家的共识。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卷之六》也无独有偶地严厉批评石曼卿这两句诗，其辞云：“作诗……贵破的，又畏粘皮骨。石曼卿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粘皮骨”就是说执著于物的形相。《诗人玉屑》中与此类似的还有对咏鹤诗的一段评述：“……‘低头乍恐丹砂落，敛翅常疑白雪销’，此白乐天诗；‘丹顶两施颊，霜毛四皓须’，此杜牧诗，皆格卑无远韵也。至于鲍明远（鲍照）鹤赋云：‘钟浮旷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鹤万里心’；李太白画鹤赞云‘长唳风霄，寂立霜晓’；刘禹锡云‘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此乃奇语也。”（《诗人玉屑·卷之十·庾溪诗话》），白居易、杜牧专就鹤的丹顶白羽下功夫，忽略了鹤的精神气韵，名气再大，也不免后人讥讽，何况石曼卿呢？
苏轼的审美观尺度也合乎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和审美心理。在意与言，神与形的关系上，人民历来是偏重前者的。《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落言筌”、“直露”历来被看作诗家大忌，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含蓄》）才是诗歌创作中至善至美的境界。宋朝是诗歌理论探索十分热烈的时期，诗坛诸公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命意。但意与言，神与言，内容和形式，毕竟是相辅相成的，偏重前者不等于摒弃后者。梅圣俞说得最好：“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比较而言，林逋一联形神兼备，成为咏梅中千古绝唱，它给我们在美学原理上的启迪，可谓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