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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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

来源：网络作者：国学转载发布时间：2007-07-30

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讨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与男女社交公开诸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这场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中国后都市民众思想观念的一次集中展现。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名流禁舞是在天津跳舞之风流行时引发的，吸引了天津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讨论的时间较长，无论是反对跳舞，还是赞同跳舞，各种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二是在这场禁舞风波中，《大公报》自始至终主导了这场讨论，将名流及各界民众的声音充分地刊载出来，较全面地展示了都市民众对跳舞问题的看法。跳舞有伤风化、破坏礼教，还是正当的新式娱乐？跳舞是一种“肉欲的冲动”，还是一种“美欲的体现”？跳舞是一种高尚娱乐，还是一种如同娼妓般的罪恶？跳舞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礼教的破坏，还是促发了男女平等与社交公开？围绕这些问题，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文主要依据《大公报》相关资料，力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以揭示20年代都市民众关于跳舞问题的复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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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舞蹈相异的娱乐形式，交际舞是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1850年11月，侨居上海租界的西人举行第一次正式交际舞会，开始将西方交际舞带到中国。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经常举办各种交际舞会，但跳舞者仍以洋人为主。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跳舞逐渐从租界西人的交际圈，扩展到都市平民的娱乐圈，日益成为都市民众的一种新式娱乐方式。1927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交际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迅速流行：“近年来上海的跳舞，可算得风行一时。凡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非学会跳舞不能算出风头。”[1]对上海盛行跳舞之事，当时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数月以来，跳舞之风，盛行海上。自沪西曹家渡而东，以及于沪北，试一计之，舞场殆不下数十。”[2]上海社会形成了“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3]
继上海之后，跳舞之风亦在天津、北京等地流行。因为舞客众多，舞业利润可观，许多饭店相继开设舞场以揽生意。天津有福禄林、国民饭店等，上海有月宫饭店等，“近年中国跳舞之术流行，从前以上海为盛，迩来天津、北京时髦女子亦都趋之若鹜。”[4]据《大公报》载：“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沾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女们，如痴如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5]跳舞是欧风东渐的结果，天津跳舞之风实源自租界洋人饭店起士林，然后流行于华人开设的福禄林、国民饭店等：“窃自欧风东渐，发起跳舞之一端，起士林等实开其始。”[6]跳交际舞与剪发、穿皮鞋、穿洋装一起，成为都市民众时髦的娱乐方式。在天津民众看来，“到福禄林去跳跳舞，到电影院去出出风头，”[7]成为天津时髦青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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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交际舞这种娱乐方式，突破了男女社交的界限，包含着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新理念。故从它传入中国起，便引起了维护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的守旧者的非难和抵制，由此引起的争论始终不断。其中，以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风波最具典型意义。1927年5月中旬，王吕元、潘守廉、严修、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为代表的天津社会上“有心世道者”的是十二位名流[①]，因为福禄林饭店开设跳舞场，有了跳舞之事，遂“戚焉忧之”，写信给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道学家的口吻，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以维持风化，从而引发了持续两个多月关于禁舞与跳舞问题的讨论。
天津名流禁舞风波，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名流们先后致函福禄林和国民饭店股东，劝其取消舞场，并运动天津官府查禁跳舞，引起了社会各界围绕着跳舞与礼教、跳舞与风化等问题进行争论；二是名流禁舞之举后，天津民众给予密切关注并参与到《大公报》组织的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中国是否需要跳舞诸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无论是赞同跳舞者，还是反对跳舞者，均将各自的观点展示出来。
在致福禄林饭店股东的公函中，天津十二位名流对近来盛行的男女平等、自由结婚等新思潮进行谩骂：“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名流们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其诋毁跳舞说：“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云：“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故诅咒倡导及赞同跳舞者“不遭天谴，亦受冥诛。”[8] guoxue-cankao
针对名流禁舞之举，赞成跳舞者立即予以批驳。1927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署名“我迂”的文章指出：“我听说北京铁狮子胡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时有许多‘上等人’‘官儿’也在那里抱着搂着跳舞，也许那里的‘干柴烈火’要比较的好些。” [8]既然跳舞是“有伤风化”之事，像李赞侯这样有名的大股东，怎么会不懂而劳名流们来劝止呢？既然北京官场跳舞之风兴盛，其所谓“干柴烈火”比天津还旺，何以北京不禁跳舞而唯独天津要禁呢？新式跳舞并非天津一处仅有，为什么比天津更流行跳舞的上海不禁止呢？为什么官办的交际舞会及外国人办的舞场不禁止，而偏偏要禁止国人开设的舞场呢？
该文对名流们认为跳舞是“伤风败俗”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男女跳舞是现代社会交往的正常行为，并非伤风败俗：“其实要讲到男女之防，偎抱着‘两体只隔一丝’，是伤风败俗，如果单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会伤风败俗。”故其以挖苦地口吻说，要想防止男女交往，“最好让男女青年都戴上一副墨晶玳瑁边的眼镜，再不然让女子照土耳其旧时女子似的，将脸蒙起来。如是者，一定可以使风俗回到五千年前的淳厚程度去。”作者还对名流们搬出“阎王”及“遭天谴”、“受冥诛”的道德诅咒，进行讽刺：照十二名流那种“不遭天谴，亦受冥诛”的心理推想，自己做了这样的大功德，起码得“七祖升天”。故该文认为“不必如此的搬出一个礼教的大招牌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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