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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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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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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懋长期担任宁夏总兵官，第一次北征统左掖，“十一年冬还镇。十二年春，上复亲征，公仍将左军……明年还镇……二十年春，上复北征，公率所部兵以从。还京。”[16]某南方都指挥“永乐九年春……守福建之行都司。皇上驻跸北京，先后凡两率师肃清沙漠。公皆承命为中军神机将军……去秋皇上复欲北巡边境，绥靖远人。公再至京师操习以俟。今年夏，命还守建宁。” [17]到准备第三次北征时，又选各地兵共约六万三千人赴京。可以推测，第二次北征结束后，外地军队也是解散还乡的，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调兵将入京。
上述都指挥在第三次北征后仍还乡，但陈懋则仅“还京”，南方军官也有留京者 [18]。次年（1423）第四次北征，外地从征者仅大同总兵官李谦一枝军队，再次年（1424）第五次北征则没有调发外地军进京之事。可以推定，前两次北征后外地军还卫，至少三大营中的五军营撤销了，而后三次北征连年发动，绝大部分外地军未曾遣返，在京师保持着出征时的五军营编制，这与永乐十八年（1420）的迁都没有必然联系。
外地军所在的五军营虽然迭有存废，那亲征中直属皇帝的三千营是不是常设呢？《菽园杂记》载三千营来自“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令人联想到由蒙古骑兵组成的常设精锐部队。其实明军中更多采取蒙汉相杂的体制，如“吴允诚之子吴答兰……愿率精骑巡逻漠北……选其所部壮勇者，与汉军相兼。”[19]又如“说与游击将军都督朱荣……内官王安、春山等：即选拨汉军二十名，达军十五名……春山处亦拨达军二十名”[20]，而且这些蒙古军属于哨马营，而非随驾的三千营。相反，“东宁卫指挥使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善骑射。上选其三百人扈从。”[21]第二次北征前，“右军都督同知薛斌言：都督吴成等，于斌所领随驾三千马队官军内，多选旧鞑靼人隶其麾下，致原任多缺。上命于在京及直隶扬州、高邮、泗州诸卫并浙江各都司选精壮者补之。”[22]吴成仅一普通将领，能够从随驾军中随意调人，而朱棣也不加禁止，说明随驾三千马队并无人员出身限制，而且编制松散。宣宗登极之初，“庄浪卫土官指挥同知鲁夫加所部土军、土民二百六十人，旧隶随驾三千之数。今从征安定还，请仍令鲁夫加管领训练，遇有边警，易于调用。”[23]这些蒙古军虽属三千马队，但不过是来自西方的“土达”，而且征调到外地。可见，来自“随驾三千马队”的三千营并非由“三千”蒙古军组成，而是在战前临时编组的、由各方精锐组成的驾前军，平时纵保留名义，也无严格的训练体制。 国学百科zgwww
从朱棣北巡开始，“北巡军”在北京保留了两年。前两次北征后，亲征军解散还卫，连驾前精锐部队也未保留。永乐后期驻京大军再未解散，与其说是因为迁都北京，不如说是因最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连续发动，军队常驻北京，来不及解散还卫。此后明太宗在塞外暴卒，仁宗宣宗仓促登极，而三次北征未获战果，鞑靼威胁仍存，政治、军事呈现微妙、紧张之势。这时，将塞外回还的大军驻扎京师，是新政权十分自然的选择，而不久前的常驻“故事”恰好提供了沿袭旧制的借口。《明太宗实录》中若非战时，绝无三大营各营之名，而永乐以后的《实录》中各营之名层出不穷，显然各营由战时方设变为常设。宣德元年（1426），“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操备。令每岁轮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24]八万外地军，恰与第三次北征征调的八万五千名外地军数额相当，显然是将原额亲征军常驻北京的制度化措施，可以视为明代京营的正式成立标志。
二、三大营的渊源：靖难北军和永乐亲征军
由卫所组军到大军常驻京师的转变，除永乐末年的军事形势、永乐之后的政治形势等原因，还应有明朝兵制的内在演变脉络在起作用。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各统都司卫所，边境派勋臣乃至藩王镇守。明太宗发动靖难战争，获得意外成功，“祖制”自然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靖难中形成的北军兵制，而且永乐时期对内镇压任务重于洪武时期，又频繁发动对外战争，最终首都北迁，必然对兵制进行重大调整。京营既然是永乐以后继承亲征军而来的，三大营体制必然可以追溯到亲征军，乃至靖难时期的北军。 zgwww.com
靖难初期，朱棣裹胁大宁地区驻军南下，在途中重组军队，“命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睿充左军左、右副将……右军……前军……后军……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军。”[25]此五军显然模仿五军都督府的名义，各军分别投入实战，如“后军先与敌交战，不利”[26]，“战滹沱河，右军力屈”[27]。由“张玉……掌中营兵”[28]知，中营即中军，则各军可称营。
靖难战争中，北军多次出现各军即将溃败，而朱棣“率精锐赴之”一类记载。张玉是朱棣的首要将领，在东昌战役中却与朱棣失散阵亡，可见中军虽为主力，却不是朱棣亲率的“精锐”。永乐元年（1403年）闰十一月，特地“定从征哨马营将士赏赐。”[29]则哨马营也单独成军。论靖难战功时，分五军、大旗下、哨马营、守城及其他杂类：五军、哨马营分领队、随伍二类；大旗下“把总都指挥视都督……散都指挥视五军把总都指挥”，余同五军等 [30]。“大旗下”的“把总”、“散”，地位本当五军的“领队”、“随伍”，而赏赉高于五军与哨马营，显然“大旗下”即战功最著的亲信“精锐”，即靖难全军分为直属精锐、五军各营和哨马营，大军三分之制初见端倪。
永乐八年（1410）三月，朱棣亲征本雅失里，“王友督中军……何福督左哨……郑亨督右哨……陈懋督左掖……刘才督右掖。”“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贤等充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31]靖难白沟河之战中，朱勇“领左哨为前锋。”[32]朱勇是上述统领左军的朱能之子，则左哨或是左军某部。诸位将军是否属于中军、哨、掖呢？王世贞认为：“永乐八年北征，始分步骑为五军……寻别选轻骑为前哨，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之。又以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神机将军……鹰扬将军……轻车将军，分督精卒，不隶五军。”[33]按，朱棣曾训斥游击将军朱荣等：“哨马营离大营三十里……不发哨马在前，却令架炮之人在前……如何不被其擒去？”[34]则游击将军所统的前哨即哨马营。朱棣亲率精骑出战，“以轻骑逐虏……其余军士，令清远侯帅领，驻扎河上……哨马营获胡寇……送至大营，清远侯复遣人护送驰诣上所。”[35]朱棣有“说与各军总兵官及骠骑将军都督薛禄、薛斌等”[36]之语，均证朱棣亲率的精骑与哨马营、中军、哨、掖有别，“分督精卒、不隶五军”是正确的。精锐、哨马营和中军哨掖的体制，与靖难中的大旗下、哨马营、五军各营完全吻合，可知第一次北征的军队体系完全承袭了靖难军队，后代五军营的中军、哨、掖体制，乃由靖难中的左右中前后五军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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