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百年敦煌学述论
|
|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
|
【英文标题】A Survey of Centennial Dunhuangnology in China
LU Yong-feng
(College of Humane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内容提要】敦煌遗书发现于1900年，从此揭开了敦煌学研究的序幕，中国20世纪敦煌学的研究可以分为萌芽、发展、深入、繁盛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敦煌遗书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发展阶段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主要成就有文献的整理编目，文学的研究和艺术研究；深入阶段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除将第二阶段的研究引向深入之外，在语言学方面、社会经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繁盛阶段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除涵盖以上的研究外，还进行了新的拓展，并导向深入。
【英文摘要】Dunhuang literatures were found in 1990,hence brought about the later study of dunhuangnolog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four periods,each with its own features and tasks.Together,they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Dunhuangnology in the 20thcentury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painstaking effortsresearchers made in the field and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therefore fulfilling the task of retrospe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zgwww.net
【关 键 词】20世纪/敦煌学/敦煌遗书
the 20th century/Dunhuangnology/Dunhuang Literatures
最初的翻印域外所藏敦煌卷子，到对敦煌文献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从“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在中国，其间的沧桑变化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此付出的心血，都值得我们回顾与感激。回顾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其发展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大体为20世纪初的两个十年；发展阶段，为三四十年代；深入阶段，为五六十年代；繁盛阶段，从80年代初期一直至世纪末。
一、萌芽阶段
本阶段始于20世纪初年。此时，敦煌学还处于萌芽期，其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还未见端倪，学者的工作以对个别卷子的影写、考校为主，这时虽然还停留在文本的整理与个案研究上，但对未来敦煌研究的方向和途径已经有所确定，特别是此时主要的研究者都是学贯中西、识见非凡的大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刘复等，其工作为敦煌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是在1900年5月，在藏经洞差不多封闭九百年后，道士王圆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遗书的秘密。1905年至1915年的十年中，俄国的奥勃罗切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掠夺。尽管在发现之初，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即关注之，并在《语石》（1909年初刊）中有所著录，但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部分敦煌遗书至北京时，蒋斧、罗振玉等人才知道有敦煌遗书的存在。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国人对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早期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中，罗振玉的地位最为突出。1908年8月他即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发见之原始》，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此文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文章，揭开了中国敦煌研究的序幕。1909年他又与蒋斧编刊《敦煌石室遗书》，搜集敦煌遗书11种，大部分为地理、宗教文献，其中如《摩尼经残卷》、《景教三威蒙度赞》，其发表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展开。此后又刊行《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敦煌零拾》（1924年）等，前后辑录敦煌遗书70余种。特别是后二书，前者辑录四部文献30种，对传统四部书的校刊具有重要意义，开后来敦煌遗书分类编纂的先河。后者收录文学作品13种，是敦煌学史上首部专收文学类作品的文章。罗氏为敦煌文献作了60余篇序跋，比勘写本与传本，考定其来源、流传、时代、版式，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与其风格相似还有刘师培。刘氏1910年于《国粹学报》第7卷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对敦煌遗书中的四部书写本作比勘说明，所言多精审处，是早期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罗氏之外，本期也多有敦煌遗书的编刊。罗福葆1924年《沙州文录补》，收敦煌遗书55种，主要为社会经济类文书，为研究唐宋社会经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扩大了辑佚范围和研究领域。刘复《敦煌缀琐》（1925年）一书，辑录巴黎图书馆藏伯希和掠去的敦煌遗书104件，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所收文献已逸出四部范围，数量与类别上超过了同类著作，是本期辑录工作的一次总结，为开辟研究新领域打下基础，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 zgwww.net
与罗、刘二人相比，王国维、陈寅恪等的敦煌研究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四部书，其研究不拘于考据，综合利用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文史结合，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如《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简单而精要地评介了十余种俗文学作品，如韦庄《秦妇吟》、《季布歌》。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陈寅恪善于利用多种知识和方法，对涉及多个学科的一些悬而未决或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作开拓性研究。《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中，探究罗振玉藏敦煌写本佛曲三种的第三种的本源为《杂宝藏经》中伏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推断佛曲为近世弹词之源。他的《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也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总结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敦煌研究开拓了对敦煌遗书中的佛经、道经的研究工作，从文化史角度出发与多门学科联系，具有示范性，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全面展开。
本期敦煌文学研究渐见规模。向达《论唐代佛曲》（1929年）一文，纠正了把变文和佛曲混同的谬误，作了辨名和考订。郑振铎1929年发表《词的启源》、《敦煌的俗文学》，前文以敦煌曲子为据，辩驳了“词为诗之余”的传统说法。后文肯定了敦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重点分析了“俗文”（讲经文）与“变文”的区别，及其对后世的宝卷、小说的影响。两文最早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敦煌文献，确立了变文的概念。其开创性和系统性对学界启发甚大，某些结论一直影响了敦煌文学，特别是变文研究的发展。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也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了论述，首次考订了四个残卷的王梵志诗，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意义重大。在敦煌史地方面，重要论著如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补唐书张议潮传》（1913年—1926年）。前文对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统治范围、卒嗣世次作论述。后文则详细论述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恢复河西、归顺中原的经过与传承世系，填补了史籍空白，对晚唐五代社会历史和西北史地研究意义重大。王国维的《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两文也对归义军史作了探讨。本期也对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作了研究。蒋斧就P.3884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对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作了探讨。这些论作在宗教研究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空白。在法制文献、地理文献、社会经济文献方面，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家。
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收藏]
[ 推荐]
[ 评论(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