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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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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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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留意他对于诛连刑的废止。因为此前有一种习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给与惩治，还要诛连他的家属，有时候诛连的范围还要广泛。这对于制造恐怖气氛是非常管用的。孟德斯鸠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在中国古代推行已久的诛连刑就带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不仅以惩治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本人为目的，而且要通过大肆的诛戮来强调违反国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我们应该感谢汉文帝这样的一代明君，他下达了一个诏书，让群臣协商废止诛连刑。可是就在他的诏书下达之后，当时的两位宰相周勃、陈平以及朝廷百官，居然说诛连刑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必定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汉文帝第二次下诏，一定要废除诛连刑。我想在这一点上，汉文帝的这种理性精神，甚至我们可以讲成一种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尊重（掌声）。再一个我还想说，他明确地下诏废止了妖言罪和诽谤罪。妖言罪与诽谤罪是典型的思想罪，废止的目的是什么呢，汉文帝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古圣王，朝廷之上设有诽谤之木”，是主动地征求臣僚对朝廷政事得失的意见，希望大家提批评意见，这对国家改良政治本来是一个好事。说现在存在着这个诽谤罪、妖言罪，那么皇帝想听大家说真心话，大家就会心存顾忌而不敢讲，所以他说，现在要予以废除。所以我觉得在这是汉文帝推行开明政治，废除一些酷苛立法，做得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国*学*参*考
除了这些具体的案例之外，我觉得汉文帝在刑制改革上还有两点难能可贵，就是他对法律的看法，或者叫做法律思想。第一点，他承认国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这是在谈到废止诛连刑的时候提到的，说一个好的法律应该是引导民众的，只要国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会欢欣鼓舞，就会愿意顺从，可是现在存在着一些不正之法，这些法律如果再不废止的话，将是以不正之法来迫害民众，这是害民之法。我觉得一个皇帝能够从这个角度提出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不正之法”，害民之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在法律的指导思想上，汉文帝还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罪疑者予民”。这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最后的一个赞语里边，所谓“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个人，他可能是某个案件的涉案者，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证据不足的时候，宁可按照无罪来给予赦免。汉文帝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的17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千多年了，在那么早的时候，从执法思想上就能够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作出这样一种概括，我觉得真是中国古代文明相当值得自傲的一个方面。
被尊为汉代执法良吏的张释之，在尊重法律方面做出了表率。汉文帝出行，有一人无意中惊扰了乘舆马。文帝使人捕之，押送廷尉张释之审判。不久，张释之奏报审案结论：按照“犯跸”之法处以罚金。汉文帝大怒！张释之从容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至此，汉文帝也不得不承认张释之是依法断案。张释之的“执法观”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拥有、应该共同遵守的；其二，廷尉作为最高的专职司法官，一旦经手案件，就只能依法办事，而不能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张释之的观点当然有其局限性，但在要求皇帝尊重执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力上，他无疑走在了当时人的前面。 zgwww.com
三、重视吏治建设 推行循吏政治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文景之治“时期比较重视吏治建设，其中特别是注意推行“循吏政治”。
大家肯定知道,《史记》和《汉书》都分别立有《循吏传》在《酷吏传》,《酷吏传》入传的人物,大多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而进入《循吏传》的官员,却大多是文景时期的人物,也就是说文景时期的官场政风，是以循吏占据主导地位的。我想这应该是统治者有意提倡的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许多研究。比如余英时先生就有一篇名作《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其中在讲到循吏的问题时，有一个论述说，文景时期的循吏基本上是奉行“黄老”无为而治政策的人物，其中他特别把循吏的这个“循”解释为“因循”的“循”。应该讲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许多研究是卓有贡献的，我本人对他非常尊敬。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循吏的“循”是否就是简单的“因循”两字可以解释得了的，文景时期的循吏是否都是黄老思想的奉行者？我觉得可以讨论。其实如果我们看《汉书》，看《史记》的《循吏传》，司马迁对循吏有过评价;另外,唐代学者颜师古对“循吏”有一个解释：“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这一解释与司马迁的“循吏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太史公自序》自言《循吏列传》的著述缘由“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循吏列传》开篇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认为，“奉法循理”与“奉职循理”实在是理解“循吏”概念的关键。其中的“奉法”与“奉职”同义，是指居官者以遵行法律为职责所在；而“循理”则是指顺守人情之理。司马迁两论循吏，都是在“法令”、“百姓”的语境之中讨论问题的，恰恰可以证明颜师古的注释深得司马迁“循吏观”的要义。与“酷吏”相对照，来理解“循吏”无疑是可取的思路。如果有人把两类官吏的区别表述为执法的“酷重”和“从轻”，恐怕未得确解。应该说，是否重视“执法平”，才是两者之间的分水岭。循吏与酷吏执政的风格确实有所不同，但最大不同不在于对执法的轻重缓急，而恰恰在于对法律与皇帝旨意的态度上，酷吏是以皇帝的旨意为执法的唯一依据，甚至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想尽各种办法把皇帝的旨意落实到具体的判处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循吏所做的并不是说要有意地从轻执法，他所做的是执法要平，也就是要按照国法原来的规定，怎么规定的就怎么执行，在这中间，循吏特别注意不把皇帝的旨意凌驾于国法之上。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愿意把它理解为执法和人情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汉代的循吏们往往在执法中兼顾人情。这个人情并不是托人情、走后门的那种人情，而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执法的时候，需要兼顾。就是说，既尊重国法的尊严性，同时又考虑到一些案情的实际情况，考虑正常的人性、人情来给予某种程度的兼顾。我觉得汉代循吏在这方面所做的，至少我本人是赞同他们的这种选择的。所以对汉代循吏的这种执政风格，我愿意做这样的一种论述:一种和酷吏相对照的，关键的落脚点在于皇帝的旨意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该怎么处理，第二个方面就是循吏是奉法守职的，同时又兼顾人情。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重要。汉代在文景时期的吏治政风比较好，之所以比较好，就是在这个时期，朝廷的政令下发的时候老百姓都拥戴。其中在贾山的《至言》篇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汉代的地方官吏要公布汉文帝所下发的诏书的时候，一些老百姓，年老的，甚至身体有残疾的，行动不便的，拄着拐杖都要赶过来，看汉文帝新下达的诏书。这说明皇帝的诏书对百姓而言，是一种福音，是一种德音，这个政权确实是得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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