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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说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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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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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订补。早年，治辽史最有成绩者，当数厉鹗。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作有《辽史拾遗》24卷。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358种[18]，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都补充了大量史料，仿陈寿注《三国志》的办法，有注有补，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征引他书条列于下。成书后，初刻于乾隆八年（1743）。虽然它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乾隆五十九年（1794），杨复吉又有《辽史拾遗补》5卷刊行。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
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19]史学大师王国维关于契丹及辽代史事的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运用“二重证据法”，继承并发展了乾嘉考据学，解决了辽代历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所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20]，以中国历代史籍与中亚史籍相参证，证明虎思斡耳朵即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中的八喇沙衮。并且辨明虎思斡耳朵为契丹新名，其名行于东方；而八喇沙衮则为突厥旧名，即《唐书ž地理志》之“裴罗将军城”。同时，他还从地理上证明二者方位一致，在吹河（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楚河）之南岸。他的另一论著《鞑靼考》[21]，则是以汉籍与少数民族文献相参证，首先探明鞑靼之名何时见于突厥文献及汉籍。他考察的结论是：“鞑靼之名始见于唐之中叶阙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十三姓鞑靼Otuz Tatar，九姓鞑靼Tokuz Tatar，是为鞑靼初见记录之始。案阙特勤碑立于开元二十年，则鞑靼之名古矣。”鞑靼之名初见于汉籍，则始于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该书卷五有《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提到“达旦”，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也提到“达怛”。时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较突厥文献提及鞑靼，晚了110年。后来鞑靼与辽金都有密切关系，然而《辽史》中仅三见“达旦”之名，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王国维发现“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他以《辽史》中鞑靼未尽改称阻卜之例，与已改者为同一事，证明阻卜实即鞑靼。再以《续通鉴长编》所记齐妃西捍塔靼与《辽史ž圣宗本纪》及《萧达凛传》所记统和十二年、十五年之讨阻卜亦为同一事，从而解决了《辽史》中一再出现的“阻卜”究竟是什么民族的问题。 国学百科zgwww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一、经陈汉章、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可读之书。诸家校勘成果曾分别著书刊行，今已为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所吸收。二、由于金毓绂、罗福颐、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金毓绂的《辽陵石刻集录》、罗福颐的《满洲金石志》和陈述的《全辽文》，都竭尽努力搜集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碑刻文字，并加以考释。近年向南又有《辽代石刻文编》[22]，收辽代石刻文字，多达320多篇，其中有许多是近年新出土而以前诸家未曾著录的。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傅乐焕（1913-1966），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前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他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等论著中，揭示了捺钵在辽朝政治体制中作为朝廷的核心地位，首次正确解读了《辽史·营卫志》。他的论著，中华书局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名为《辽史丛考》。姚从吾(1894—1970)，河南襄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初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辽史》及王鼎《焚椒录》所记载的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案，颇有新意。他的著作由其门人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共10册），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陈述（1911—1992），河北乐亭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述毕生从事辽金史研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他在辽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出版，修改后易名《契丹政治史稿》，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政治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zgwww.net
五 推进辽史研究的两个关键问题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造成的巨大影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谋求向外扩张，首先在1910年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由于历史上朝鲜曾经以清朝为宗主国，故日本在实现其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止清朝干涉，就先发制人地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历来有明确的边界，一再强调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限。然而当他们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并且又急于要把侵略魔爪通过朝鲜半岛伸向我国东北时，于是在中朝边界问题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关于中朝自古以来有明确边界的说法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从1915年12月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他们的辽史研究更是与这种转变密切配合，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这一“二重体系”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23]。津田左右吉和岛田正郎将辽朝制度“二元制”说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仅仅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贴上了一个标签。在这一新的标签之下对南北面官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解释，那就是声称辽朝曾实行“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辽朝这个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他们用建立头下军州的办法来统治流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24]。所谓“本主部曲”亦即隶属于作为头下州主人——契丹贵族的流民中的成员。当然也不排除契丹统治者使用被俘掠来的汉人作为头下军州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就是被阿保机妻述律氏之兄俘掠来的私奴。但这并不能解释为辽朝实行了让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契丹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头下军州内的汉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派宗室权贵在燕云地区掌握军政大权。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自己解释说：“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25]岛田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坚持要将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曾经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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