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昀与《四库全书》
|
|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
|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无庸置疑，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征访天下书籍，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也不仅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学者的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高水平、大手笔、学识渊博的“通儒”来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以起到“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纪昀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起着核心与主导作用的“通儒”。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1724），卒于嘉庆十年（1805），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他出生于世家大族，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且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有“神童”之称。成年之后，愈益才气勃发，于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高中，十九年会试折桂，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国学百科zgwww
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1]。纪昀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他随侍皇帝左右，或应制作文，或纂修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深受皇帝的倚任荣宠。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正式开馆后，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荐举下，纪昀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主持并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纪昀也由此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事业。
一、总揽全局，“撮举大纲”，负责全书编纂审核工作
《四库全书》开馆后，为保证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皇帝特别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专门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此外，还设有总校官、总阅官、分校官、提调官、收掌官等职任。在四库馆内的诸多职掌中，总纂官一职，是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上有正总裁、副总裁，但他们大多只是挂名而已，并不直接负责馆内各项工作，也不具体处理实际事务；而下虽然有众多的纂修官，但他们只分别承担部分书籍的具体编纂工作，如考证校勘、辨伪辑佚、提要钩玄、分类编排等等。而总纂官则必须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主持全书的编纂勘阅事宜，发挥“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 国学百科zgwww
在《四库全书》大规模的纂修工作中，根据书籍的不同来源和具体情形，馆内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新编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作为总纂官，纪昀不仅负责全书的编纂工作，斟酌制定全书凡例，而且直接审核各书，决定取舍。以进呈书籍的校阅为例。当时，乾隆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为保证书籍的来源和质量，曾采取种种措施，诸如采辑《永乐大典》珍本，挑选内廷各处所藏典籍，采购社会上流传书籍，下令编纂各种图书等等。除此而外，还特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数年之间，翰林院即“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2]。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无疑为四库馆的采择编纂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然而，要对如此众多的书籍进行甄别采择、考证编纂，绝非易事。其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进呈书籍数量大、种类多、内容繁杂、版本不一的特点，纪昀首先主持制定办理程序，明确任务分工，即先由各纂修官对书籍进行初步的清理甄别，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3]，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另行处置。凡经初步甄别后列入校阅单内的书籍，即分别发下，由各纂修官进而作详细的考订校阅，包括版本鉴定、内容考证、文字校勘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所有经纂修官考订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书籍，最后都要集中送至总纂官处，交由纪昀等人逐一检阅比勘，决定各书的取舍亦即录存与否。大体说来，凡“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4]，列入“应刊”范围；凡“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5]，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的书籍，列入“应抄”范围；若“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6]，或“俚浅讹谬”者，则列入“应存”范围。各类书籍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其中的应刊各书便交由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此即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刻之外，应刊各书还与所有应抄各书一并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抄录成册，此即“著录”书籍，亦即其后各阁收藏的书籍。至于应存各书则不再抄录，只是保留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因此又称之为“存目”书籍。这样，从清理甄别、考订校阅，到审核去取、刊刻抄录，馆内上下各司其职，编纂按部就班，工作有条不紊。可以说，纪昀在四库馆所做的，就是“斟酌综核”、“撮举大纲”的工作。诚如后人所言：“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7]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国学百科zgwww
二、主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根据四库馆内文献整理编纂工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适应学术界总结评判传统学术文化的迫切要求，大型官修目录著作应运而生，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
《总目》的编纂，是《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根据全书办理程序，纂修官在从事辑佚、校阅工作的同时，要为其经手的每一种书籍撰写一篇详细的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各篇提要撰写完毕后，便逐一夹粘书内，集中送到总纂官处，由纪昀全面负责审核、修改、定稿工作。在陆锡熊等人的协助下，纪昀对每一篇提要，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考证、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纪昀等人修改定稿后的各篇提要，大都灿然可观，集中反映了一代学者的学识和水平。
共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收藏]
[ 推荐]
[ 评论(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