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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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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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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问题少有学者涉及。就笔者所见，仅黄彰健先生等数位学者曾经论及此问题，然似未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1]此问题虽属小而又小者，然实关一代制度之起始，不可不辨，故缀为小文以见之。谬误之处，敬请赐教。
明成祖始建内阁之位置
建文四年，明成祖夺得天下。为巩固政权，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建立内阁是其一个中心步骤。我们先看看有关正史的记载。万历《明会典·翰林院》（卷211）云：
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后渐升至学士及大学士。
《明史·职官一》（卷72）说：
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
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同书《职官二》（卷73）记：
其年（建文四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简用无定员，谓之内阁。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同书《本纪第五》（卷5）又记：
（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zgwww.com
这是明清两代官修史书对成祖建置内阁时的记载，对内阁的得名、位置都作出了明确的记录。内阁等于文渊阁，内阁的位置在文渊阁中，似乎是明清时人的共识，大抵为现当代治史者沿袭下来。[2]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当时明人的文集时，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这些明初文集中，王直的《抑庵文（后）集》最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明史·王直传》（卷169）云：“直幼而端重，家贫力学。举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帝善其文，召入内阁，俾属草。寻授修撰。历事仁宗、宣宗，累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礼部侍郎，学士如故。五年出涖部事，尚书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处之若素习者。”王直在内阁者几三十年，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其对内阁规制应当十分熟悉。我们再看看他的记述。《抑庵文后集》云：
永乐初，太宗皇帝锐意文艺之事，诏求天下善书者，得朱晖等若干人，辟文渊阁处之，尽出法书名帖，俾增益所未至，盖欲追古人而过之也。晖字庭晖，后复姓蒋氏，即郎中也。其书法率更清劲温润，众皆让其能。上常取诸人书亲阅而次第之，庭晖必在甲乙之选，每蒙称奖，受赐赉。遂选入内阁，凡制诰典册及诸密务，皆命之书。庭晖勤慎端确，未尝有漏言，亦未尝有矜色。先生长者莫不爱重之。予时为翰林庶吉士，读书禁中，得与庭晖相往来，其意甚相厚也。[3] 国学×参考
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成祖设置的内阁与众人在一起读书的文渊阁不在一处，其机密性是很高的，故蒋庭晖以性端重而得长者赏识，这儿的先生长者无疑包括阁臣杨士奇等人。此时，王直正“读书禁中”，即读书文渊阁。要等两年以后，王直才被选入内阁。《抑庵文集》记：
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进士选入翰林，俾尽读中秘书，学古为文词。而公（杨荣）已在内阁，典辞令，职论思。所与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后二年，直再被选拔，得从诸公后。诸公不以直为愚，而皆辱教焉。[4]
柴兰庭芳，余姚故家也。永乐甲申，予与其叔父广敬同登进士第，同被选择入翰林。广敬清淳简重，文行之美，众皆推让之。而又通古文字，其学得于赵撝谦先生，论议精博，尤非他所能及。当时谓可以当上意者，广敬在甲乙之数，而与予四五人者同选入内阁。广敬乃以病告。未几，而广敬卒矣。[5]
是直入内阁在永乐四年，其时入选者四五人。王直入文渊阁读书，与在内阁的杨荣还有隔阂，只有在他也被选入内阁后才可以说“得从诸公后”，有了一层亲密的关系。在《抑庵文集》中，还有一处更为明了的记述：
右七言近体诗一章，前翰林侍读兼右春坊右赞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赋以呈内阁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广，字光大。杨公，建安人，名荣，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亲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与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时辈争传诵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东角门内，故谓之内阁，常人所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梁先生辈处之。虽地位相悬，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娱，则无间也。……盖广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万岁山顶，当时极为华丽。太宗皇帝在潜邸时，去其甚者而存之，以为殷鉴，未尝增饰。恭俭之德，比隆尧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实从，尝特奉诏纵览焉。胡公有五言近体诗十首，诸公皆属和，梁公此诗犹有羡慕之意。[6] 国学×参考
从文意上看，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内阁和文渊阁当是指在成祖第一次北巡前的情况。杨荣等三人从成祖北巡而得览北京的广寒之景，故而梁用之氏所作诸诗对此“犹有羡慕之意”。这里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内阁的位置在东角门之内，而文渊阁在东角门之外；二是内阁的得名正是由于它“在东角门之内”的独特位置，属于宥密之地，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的。由于前面所揭示的背景，王直的这种说法是值得重视的。王直在另一处也明白记载：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为编修。时方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及公（杨士奇）七人处其中，典机密。寻升侍讲。[7]
以上是从王直的文集里找出的证据，是不是有所局限？并不如此。我们可以从与王直同时的明人文章中得到一些证实。杨士奇《御书阁颂·序》说：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擢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车驾屡赐临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趋阁治职事，莫（暮）乃出。七人者，士奇与焉。[8]
成祖建立内阁，杨士奇是被任命的阁臣之一。他说内阁在“奉天门内”，与王直所言“东角门之内”的方位是一致的。这个在“奉天门内”的内阁应该区别于文渊阁。据明宣宗《文渊阁铭》云：“我太祖高皇帝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置大学士员，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9]文渊阁在“奉天门之东”，`即在奉天门外，与内阁在“奉天门之内”是不一样的。几者的位置关系可以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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