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史学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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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史学略说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南北朝史，均病夸大，而《魏书》尤甚。《史通》反对南北朝史最烈。其实南朝之史尚优于北朝。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约《晋书》阑入以牛易马之语于祥让之间，常以忠于前朝者为不知天命，其失仅在文章褒贬之间，不如魏收《魏书》之诬诞。《魏书》志官氏则曰“以鸟名官，远师少皞”，无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语曰：“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鸟官创置，岂关郯子”）。又北人不读《诗》、《书》，而诏令口语，多引经典，亦无怪《史通》之赞王劭《齐志》也（王劭《齐志》多录当时鄙语，《史通》曰：“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氓俗有殊，土风有类，邵之所录，弘益多矣”）。《通鉴》于此，不甚别白，殆以为无关宏旨乎？《唐书》之外，周、齐二书，亦为夸大，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稍为减杀。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又《新唐书》采摭小说甚多，温公则依《旧唐书》，删存去取，其难百倍于他书也。通观《通鉴》所采，西汉全采《史》、《汉》；东汉采范《书》十之七八；魏晋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温公于《旧唐书》亦不甚满意）；至五代则全据薛《史》。编辑之时，汉魏属之刘■；晋至六朝属之刘恕；唐及五代属之范祖禹。三人分修，而笔墨相近，盖温公颇加斟酌于其间也。大事之后，又系以“臣光曰”之论断，较之袁书，此为简易；较之荀书，此为透彻。书成上表，谓精力尽于此书，信不诬矣。书以资治为名，则无关政治之处，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皓之事，于严子陵亦仅略著笔数笔，至于文人，尤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仅读《通鉴》，仍有所不足也。 guoxue-cankao
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书法固当规定，正统殊可不问，所谓不过假年号以记事耳。《通鉴》视未成一统之局，与列国相等。如以魏为正统，而记载仍与吴、蜀相同，南北朝亦然。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通鉴》于三国魏主死称殂，蜀、吴二主亦称殂；南北朝南主称殂，北朝亦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与春秋列国大夫相同，此温公之书法，所以表示一统与否者也。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温公以后者为准，若受禅之际，上半年属胜代，下半年为新朝，亦以后者为准。如汉献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纪汉则献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为黄初元年；南北朝以南朝纪年，至隋开皇九年灭陈，始立隋纪。其在汉献未禅位之前，魏称王，汉称帝；开皇九年前，以陈称帝，隋称主，灭陈之岁，陈称主而隋称帝。温公书法如此，其实一年两纪，亦无不可。温公不欲两纪，故以后者为准。后人言温公夺汉太速，实亦逼于书法，无可如何也。《纲目》以蜀为正统，分注魏、吴二国年号于下，《通鉴》则止有大书，无分注之一法，后陈■作《通鉴续编》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为翰林编修），大书分注，全仿《纲目》，虽曰《通鉴续编》，实《纲目》之流亚也。沈周《客座新闻》载，■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还”，未辍笔，迅雷击案，■端坐不慑，曰：“虽击吾手，终不易也。”■书颇有存亡继绝之意，如：后汉刘知远族裔据太原称北汉，《续编》仍存北汉年号；金哀宗之后，末帝承麟立仅一日，亦为之纪年；西辽传国数十年，《续编》详为分注；宋益王（日正）、卫王昺在瀛国公降元之后，播迁海岛，《续编》亦皆记之，以存宋统（元修《宋史》附《恭宗本纪》后）。清代君主对于此事，深恶痛疾，其不愿福、桂、唐三王得称正统，观御批《通鉴辑览》可知。甚至李光地《榕村语录》云：“凡历代帝王，均有天质，不得随人私意，尊为正统。蜀汉之尊为正统者，重视诸葛武侯故耳。”乾隆时更发特谕，谓元人北去，在汉北称汗，其裔至清初始尽，设国灭统存，则元祚不当尽于至正；武王灭纣，武庚亦将仍为正统。此不知史为中国之史，胡元非我族类，驱出境外，宁有再系其年号之理？武庚已受周封，备位三恪，岂可与益、卫二王即位岭海者同年而语哉！然戴名世即以《南山集》论二王应称正统而得祸。由今观之，爱新觉罗氏既作此国亡统绝之论，则辽东之溥仪，自不得再有统绪之说可以藉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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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应旗《宋元通鉴》无所取裁，重沓疏漏，不胜枚举。徐、毕二家之《续通鉴》，亦有误学《纲目》处，如年号之大书分注是也。宋、元二史，本文不佳，故采摭所得，不足动人。《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曰”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荀、袁两纪亦然。毕沅《续通鉴》，不著议论。不知既无一字之褒贬，自不得不有论断，而毕书无之，难乎其为续矣。至夏燮之《明通鉴》，未免有头巾气。毕资毕、夏二家之书可以上继《通鉴》者，谬也。
《纲目》本之《资治通鉴》，非晦庵亲著，乃其弟子赵师渊所作。“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晦庵则付之弟子，而自居其名。唐乔补阙知之有婢曰碧玉，善歌，知之为之不婚。不婚者，不娶妇也。《纲目》去一不字，曰：“知之为之婚。”纰谬之处，可见一斑。其所褒贬，颇欲与温公立异。三国以正统予蜀，持义固胜；而以南北朝年号并列，则昧夷夏之辨矣。温公推崇扬雄，既为《法言》作法，又言孟、荀不及扬雄。雄阿附巨君，《颜氏家训》已致诽议，苏子瞻鄙其为人。然《纲目》于天凤五年下大书“莽大夫扬雄死”六字，则有意与温公立异。官职卑微者，史不必书其死。史书凡例，蛮夷君长盗贼酋帅曰死，大夫则称卒称薨。故曹操、司马懿之奸恶，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乃于扬雄特书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圆其说者也。惟此书出赵师渊手，故有此体例不纯之事。其后，尹起莘为之作发明，刘益友为之作书法。恐亦彼辈逞臆之说，不免村学究之陋习耳。 ZGWWW国学文摘
作史而存《春秋》笔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谬与《太玄》拟《易》相同。王通作《元经》，大书“帝正月”，传为笑柄。明人作编年史，多法《纲目》。乾隆御批《通鉴辑览》，亦依仿《纲目》，更不足道。盖以一人之私意予夺也。其有自以为无误而适得其反者。如唐狄仁杰，人皆曰为良臣（中宗复位，得力于张柬之。柬之，狄所举也），而《辑览》则以为狄仕于周，于同平章事上应书周字。是非背于大公，即此可见。其夺益王、卫王之纪年，更无论矣。徐鼒作《小腆纪年》，专纪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纪年，而仍大书分注，以清帝纪年。然则称大清纪年可矣，何谓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时，雅片战争之后，已无文字之狱，尚有此纰谬，难乎免于刘知几之所谓“党护君亲”矣。笔削之书，孔子而后，世无第二人。太史公、司马温公所不敢为，而后人纷纷为之，不得不叹《纲目》为始作之俑也。《明史》文章，视《宋史》为胜，惟其书法有不如《宋史》者。《宋史》于益、卫二王附本纪之末，一如《后汉书》之于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纪之后者。王鸿绪《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诸王传，尚可谓之特笔。于乾隆时重修《明史》，则以之附于先王传后。须知本纪如经，列传如传，有君而不立本纪，其臣将何所附丽哉？如福王时史可法、唐王时何腾蛟，桂王时瞿武耜、李定国等，读其传者，将不知所事何人，此《明史》荒谬之处也。徐书更不足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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