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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生平与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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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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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国*学*参*考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１，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 “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ZGWWW国学文摘
２，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 “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p176），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国学×参考
３，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 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zgwww.com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１，《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２，《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３，《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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