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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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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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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及民众英勇杀敌的史实在国外文献里也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法国人卡诺着《法军侵台始末》里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人的数目必定很多。他们的服装和武器都很完备，似乎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正像在其余各地一样，他们有着大量军需品。此外，他们有着全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并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而我们一边则没有一个居民，我们所去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空虚。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我们可以说这即是在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这些人都被中国官吏教得狂热起来。”[19]
刘铭传充分肯定台绅义勇的战绩，多次为他们报功请奖，其1884年12月3日的奏折说：“林朝栋为殉难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荩之裔，久孚物望。今复自筹资饷，带勇五百人，经臣派驻暖暖，统帅各团土勇，甫临大敌，即能督战有功，实属忠义勇敢。其余武举王廷理、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乐等，皆捐资募勇，数月来苦守血战，竟挫敌锋。亟应奏请恩施，以昭激劝。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拟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补员外郎苏树森，拟请赏加四品顶戴。余俟查明奏奖，以励绅民。”[20]
中法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正义之战。刘铭传依靠台绅，调动全台人力物力资源，渡过了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与台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合作建省与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中国网ZGWWW
三、台绅与台湾建省及经济开发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台湾建省，刘铭传荣膺首任巡抚，负责实施建省的各项规划。与建省同时，刘铭传以远大的眼光与非凡的胆略，开山抚番，查田清赋，筑铁路，架电线，购轮船，办工厂，兴学校，引导台湾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与台绅的合作关系，在建省与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建省与经济开发，受到台湾同胞的衷心拥护。特别是作为群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参加了有关建省与经济开发的各项活动，其卓越贡献已为举世公认。
刘铭传说台湾“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21]。即是说：占全省面积大部分的番地尚是政府政令难以到达的地区。如果不将番地纳入府厅县制的管辖之下，全省的行政统一难以实现，建省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果任令汉番隔离的状态持续下去，番族继续处于同现代文明隔绝的落后状态，汉番冲突就难以缓和。1874年日本侵台，就强调“生番化外”，极力否认番地早归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因此，抚番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政。连雅堂先生说：“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22]
1886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自兼抚垦大臣，请著名台绅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大臣。[23]在抚垦总局下设八个局，18个分局。许多熟悉番民语言及生活习惯的台绅参与各地抚垦事务。 LOVE GUOXUE
参加抚番的台绅与军政官员深入山区，对薙发归顺的番社宣传朝廷威德，赏以礼品，对番社首领发给六、七品功牌。医生为番民治病，教读、教耕人员教给番民文化生产与生活知识，在台北与各县设番学堂，教给番童汉字、汉语及诗文。对不服从招抚的番社，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林朝栋率领义勇两营，深入内山开路70余里。他还与清军配合，多次对番社动武，得赏二品顶戴。刘铭传说：“台湾办理剿抚叛番，大小百余战，员弁兵勇不下两万人，时逾五年。”[24]有大批番民及清军官兵伤亡，“结果是好几十万亩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种，互相残杀的情形得以防止，同时文化传播到最难以进入的山谷居民中”[25]。
1888年12月17日，刘铭传上奏，盛赞林维源办理台北抚垦的成绩：自1886年以来，垦地“七万余亩，业经淡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赋。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其次皆山高土瘠，报垦綦难。查全台生番，全行归化，仅剩新竹内山数社，仍自负隅。……惟抚番必资开垦，否则莫由化其榛狉。化番久与民居交易婚姻，乃知人世衣食伦常之乐，其嗜杀之性自将默化潜移。现在中路暨后山一带，旷土尚多，亟须招垦。非有勤实大员督率，实济良难。林维源笃实忠勤，感激图报，台北已征成效，自当推广全台。拟恳天恩饬派帮办全台抚垦事务，不独臣得资指臂之助，实于全台治化裨益无疆。”清廷批准刘铭传的建议，命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务。[26] zgwww.net
查田清赋是刘铭传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重要举措。建省前，台湾的土地占有关系紊乱，土地开垦面积比清初增加数十倍，征收的田赋却不见增加。豪强占田却不纳赋，弱者纳赋却无田耕。国家税收，大部被豪强大户隐匿霸占。刘铭传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经清政府批准，台湾开始查田清赋。全台清赋由布政使衙门主持，设南北两个清赋总局，各厅县设分局。从内地调厅县佐杂30余人，分配各县。每县选派正绅数人参加清赋。先编查保甲，编写户口，就户问粮。第二步清丈田亩。第三步改赋。
刘铭传起初决意废止大租户，只认小租户为业主，对政府负责地租，由此直接触犯了以林维源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为了缓和矛盾，刘铭传指示“台北府县商同绅士，折中定议，就大租酌扣四成，贴业户完粮，余仍照纳。业户既免向隅之弊，更无亏累之虞。大租应完正供，无从推托。以故绅民鼓舞，上下翕然”[27]。就是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减四留六”之法。1890年1月，台湾清赋完成。全台入册的田数比清赋前增加了400多万亩，田赋正额增加491502两。清赋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范畴。人口普查，户口编定，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还为台湾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清赋完成，台湾士绅功不可没。他们熟悉当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及旧制弊端，在各级清赋局起参谋、倡导与配合功能。 LOVE GUOXUE
邵友濂说：“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帮办抚垦，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28]
刘铭传的奏折同样高度评价林维源在台湾清赋中的杰出贡献：“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臣未便壅于上闻，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主鸿施。”[29]1888年8月25日奉上谕：“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30]1891年，晋太仆寺正卿。为清赋功成，刘铭传还为390余名有功人员请奖，其中包括林汝梅、潘成清等台湾绅士七、八十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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