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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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中国史学领域上的这一巨大的变革，是与其他学术的发展同步的，如上面提到的小学。地理学的现代化则稍早，于明末已经开始。这一方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所致，另一方面未始不受外来的学术影响，这种影响就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钱大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针对中国学术何以落后于西方时说：“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者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在这里钱大昕将中国学术不如西方归咎于数学的落后，实际上即是批评自然科学的落后，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思维。他自己正因为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同时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
在钱大昕之后，将求真作为历史研究的真谛，遂蔚为一种风气延续下来，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二三十年代以降以傅斯年领头的史料学派都是这一风气的代表。而且不但中国学者如此，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中也同样花了大量功夫在史实的考订。这里也举一例为说。在《汉书》中有两条互相矛盾的记载。其一是《昭帝纪》：“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桂林、牂柯。”其二是《地理志》日南郡下注曰：“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依第一条记载，从秦代直到西汉中期的昭帝年间，象郡一直存在，其领域大概跨桂林郡的西部与牂柯郡的东部(大约为今广西贵州一带)。但依第二条记载，则象郡只是秦代的郡，其范畴从广西一直到今越南中部地区，到汉武帝开广三边时这一地区归属汉朝所有，将其改名为日南郡。这两条矛盾的记载不但是中国秦汉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越南早期史有很大关系，亦即秦代是否已经统治到今越南的北、中部地区。因此法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就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马伯乐认为前一记载是信史，鄂卢梭以为后一记载可靠，两造相持不下。随后的数十年间，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人不少，但都无有定论，有时只好两说并存。我自己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只好硬着头皮钻下去，而后终于解开这个死结，结论是秦代的象郡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元凤五年，其范围在今广西贵州间，与越南没有关系。日南郡是汉代新开拓地区，与象郡无关。这一观点发表至今近二十年，尚未出现商榷意见，大约因为其研究过程达到了逻辑方面的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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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项研究以及前述的日本学者的先秦年代的研究，我深深体会到解决历史本体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如果没有这项研究作为前提，史学本体的探索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其实任何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复历史原貌，问题在于你所复原的是否为真实的面貌。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了说明西汉政治史变迁的内在理路，特意制作了六幅西汉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图。这个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要想说明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你不能不了解叛乱七国的地理形势，及出现这一形势的原因，对其他阶段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这六幅图当中，除了最后一幅取资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确无误外，其余几幅都是错的。以此错误认识而求正确解释历史，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应该说，剑桥史的作者的追求历史真相的方向是令人赞赏的，在此之前，无论中外，在研究西汉这段历史时，都没有过这样精细的探索。
本文的篇幅基本上贡献给历史学方法的讨论，但是历史学是以社会的人(不是生物的人，作为生物的人是由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属于自然科学部门的学科来研究的)及其相关的事物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又不能不说是一门地道的人文学科。当然，我们似乎不宜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割裂开来(如德国的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所认识的那样)，再来判断其科学属性。但历史学的确呈现出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并存的现象，使得我们难于简单地将它置于人文或科学两只篮子里的哪一只。如果我们再想想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的科学”，那就更要谨慎从事了。国*学*参*考
作者：周振鹤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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