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首页 | 天下国学 | 传统文化 | 文学园地 | 历史天空 | 社会一角 | 资源下载 | 专题 | 会员中心 | 文库 | 社区 | 论坛 | 文摘 | 博客 | 地理 | 海外 |

		当前位置：主页>历史天空>历史文摘>文章内容

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那么从历史学当中分离出了某些自然科学性质的独立学科以后，历史学是否变成纯粹的人文学科了呢?不然。即使是从文献学的考证来讲，其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方法，光凭这一点，就很难将历史学与文学或哲学等同起来。而使用科学手段来复原历史面貌并非从现在始，至迟从清代中期钱大昕就已经揭橥斯义了。
一般以为，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因为当时文网綦密，文字狱大兴，文人动辄受祸，只好躲入考据的防空洞中。这种思路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虽然不错，但还不够深刻。其实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理路。一门学问按照原来的路子不断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顺利发达，但并非永远都是坦途，而是要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而且有些学术的发展看来似乎倒退，其实却是迂回前进。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中国经学的发展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到清代却出现了注重小学的回归，一切从识字始，如果字识错了，过去对经典的阐释就不但等于白做，甚或比不做还坏。多亏王念孙父子及段玉裁等人的努力，才使后人对两三千年来的经典有全新的认识。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早在唐代的《史通》一书中，已提出史德史才史识的问题，但那主要是对有意歪曲史实(如魏收的秽史)、缺乏能力反映历史原貌与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作出批评。但对于在史料有误，史料有阙的情况下，如何复原历史面貌并未提出任何的解决办法。对于历史资料的批判性的利用以及对于利用残缺不全的史料来复原历史面貌，直到清代中期才得到方法论上的突破。这当中，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史学家的贡献最大。国学×参考
钱大昕既不言儒家修齐治平，亦不涉孔孟内圣外王，治学不谈空头理论，不讲发展规律，甚至对传统史学中的春秋笔法也很反感。他以一人而兼通律算、音韵与金石、史学等多方面的学问。律算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音韵学也近乎科学，因此他所治史学，也纯以科学方法，将订正史实，亦即复原历史面貌作为终极目的。而订正史实则以清理考订史料为依归，并且以金石材料、地理形势等为参照系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可靠程度，因此可以说他是后世“史料即史学”一派的鼻祖，也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先驱。为了说明其研治史学的科学性，我们必须举一些具体的而且浅显的事例。
例之一。《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这条记载说的是汉光武帝时，将西汉十三个小王国取消了，将它们并入邻近的郡。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释，对这一段话表示不解，说数数上述文字中所列的小国，只有九国，那来的十三国，说十三肯定是“误也。”千数百年来，读过此书的人不知凡几，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到底错在哪里。到了钱大昕，才破了这个谜，指出光武帝所省并的既不是十三国，也不是九国，而是十国。那段文字应该改成这样：“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只去掉衍出来的“三”与“属”两个字，就豁然贯通了。但这并不是钱大昕想当然的结果，他是有根据的，他对照着《续汉书·郡国志》读，才读出毛病来。该《志》北海国下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志》在另一处又说，世祖(即光武帝)省并郡国十。因此钱大昕才肯定《光武纪》的记载错了，并指出错在那里。而且从地理形势看，淄川国近渤海，高密国靠黄海。两国不相邻接，不可能有废淄川属高密的事发生。 ZGWWW国学文摘
例之二。东晋南渡以后设置许多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移民，这些州郡县都以移民的原居地为名，也就是说一时间在中国南北方有许多完全同名的州郡县，如北方有青州，南方也有青州，北方有兰陵郡，南方也有兰陵郡。到了南朝刘宋时期，为了使南方与北方的同名州郡县区分开来，就在南方的同名州郡县上加上一个“南”字，如南青州，南兰陵郡等等。但唐朝人写《晋书》时却以为东晋一开始就将侨州郡县加上“南”字。这个错误从未有人觉察，等到钱大昕读《晋书》时才破了这个千年之谬。离东晋很近的唐初不了解东晋的制度，倒是隔了很远的清代学者才弄清其实质，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精神的胜利。也许有人要说，加不加这个“南”字，似无关紧要。其实不然。东晋王朝偏安一偶，为了争取北来移民的支持，必须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的基础仍在北方，仍在他们身上，因此不但免去他们的赋税，而且还要以移民的原居地命名他们的新居地，使他们效忠偏安王朝。所以其时南方与北方同名州郡县加不加“南”字有其政治目的，不是随意之举。钱大昕读出《晋书》此误，于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显然有用。推而广之，一切史料必须正确，才能用于解释历史，否则岂不是盲人摸象?
例之三。在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当时通行的《汉书》中的年代、封号、地望的错误有十六处。但时人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否靠得住并没有把握，后来北宋景祐本《汉书》重现于世，才发现钱大昕的考证全是正确的。这种有点神乎其神的研究，对钱大昕而言并不是只有上述几例而已，而是贯串于他的大量著作之中。其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考证是在严密的合乎科学精神、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如赵翼，如王鸣盛，就没有这一研究能力。后人不察，总把这三人相提并论，以为史学三大家，其实赵、王二人与钱大昕之水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zgwww.net

除了做文献的考订以外，钱大昕还长于金石学，收集鉴定了大量的金石拓片，在此基础上并以金石文字来订正传世文献的讹脱。例如以北京出土的辽蓟州刺史李内贞的墓志，补正《辽史》的列传与《百官志》。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源头之一，因此钱大昕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以考古学成果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先河。后来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其源头应溯至钱大昕身上。
钱大昕在律算方面的成就也为时人与今人所佩服。他在音韵学方面致力于古声母的研究，走出一条与前人只重视韵部的分合不同的路子，光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一颠扑不破的结论就足以使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彪炳千秋。也许正因为钱大昕也长于律算这样的比较纯粹的科学，也能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因此使得他的史学研究也服从于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的理路。因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道路是从钱氏始，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近代化不但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前此的中国历史学一方面是历史事实的编纂(是否符合事实是另外一回事)与评论，另一方面是对以往史籍的注释与补苴。但是以科学方法对以往的史籍作全面的考辨订正，则从钱大昕始。
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