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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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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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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现历史事实时也可能受主客观的影响，因为发现历史事实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在原始状态时就可能被有意地歪曲或纂改，这是主观方面的。在客观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纪录总是有选择的，例如在中国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而不及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且与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相比，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偏颇的记载，经过长时期的消磨，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更少了。尤其因为历史学家著史的出发点不一，所要保留的不是所有历史事实而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如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并不纯为简单记载史实，所以有所选择，有所弃取，他虽为秦始皇立本纪，但对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划，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至于这三十六郡是那一些，如何分布，始终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除了史料残缺的遗憾外，还有记载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有时使历史学家们手足无措，或者急于弥缝调和这一矛盾，或者简单地判断某一记载为误载，进而草率修改原始文献，以符合自己的解释。所以将历史完全当成自然科学也有相当的困难。但如果走到怀疑主义的极端，认为一切史料都不可靠，视求真为不可能，则无异于取消历史科学。其实史料的不可靠相当一部分是牵涉到对臧否历史人物的史实方面，至于典章制度方面，则仍有求真的可能。对于人事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不免多有歪曲粉饰，但对于典章制度保留下来的多数是可以复原的真象。甚至对于与人物的评价有关的史料，也可以通过其各种不同来源的对比与考订，而求其真。 zgwww.com
求真的历史学与科学虽相去不远，但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异，那就是历史过程无法重复求证，如同实验室那样反复实验。虽然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往往出现两次，一次以喜剧的形式而另一次以悲剧的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巧喻，在事实上，历史不可能重复。不过在自然科学方面，地质史，物种进化，天文现象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历史与这些学科其实也有相似之处。消失了的古代社会不但可以从考古与文献去得到证实，而且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复原。这时所用的手段就是以用空间代替时间，用共时的存在来求证历时的过程。或曰通过空间的并存性来推断时间上的演化序列。因为追求解释与复原真象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人认为历史学应该分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两部分。大部分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正是历史编纂学的工作，而少数历史学家做的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其中之皎皎者如汤因比虽然受的是狐狸式的训练，但所做的研究却是刺猬式的成果。其《历史研究》企图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虽然举出许多例证，但仍然不以历史事实为最后的依据。在插图本《历史研究》中，他以不无嘲讽的口气数落蒙森与兰克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对复原历史面貌的努力，而对有人批评威尔斯的《历史大纲》存在史实错误却不以为然。他嘲笑“某些历史教师将他们的研究班故意称作实验室，对独创性的工作(original work)这个术语的含义，他们也许并非是有意识地、但却是相当肯定地限定为发现或核实某些事实以及某些先前未能确认的事实。”换句话说，为了解释的需要，他不但可以忽略一些不重要的史实，也可以宽容某些与史实有悖的研究。甚至于他自己的研究也是以解释为主，而不是以核对史实为先。虽然后来汤因比也强调他有许多例证，只是在简写本里头被省去而已，但他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而不是以复原真实为目标却是人所共知的。 国*学*参*考
中国古代虽无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但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带有追求历史哲学的味道。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史记》里的“太史公曰”来表达的。后世的历史学家以他为榜样，也有论、赞、评或“史臣曰”之类来表述自己的历史见解。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史籍里有史有论，亦即有历史事实的编纂与史家本身的评论。而在中国当代，则曾发生过史论之争。所谓史，大约即是复原历史真象，所谓论，则近似于历史哲学，或曰对历史作出解释。那么历史学到底应该是论还是史?其实所有历史学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历史事实作基础，则解释历史就失去了依据，但纯粹的追求历史真实性，在当时又被视为烦琐考证。于是冠冕堂皇的结论是以论带史，也就是说用解释历史的龙头去带动复原历史面貌的研究，但这一口号只是表面上的动听而已，在实际上则变成以论代史，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堕落为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影射史学。到目前为止，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或者两分法依然有其作用，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可以各行其道?而历史编纂家应该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能否将历史解释清楚则让另外一些人去作。或者说，历史学家不妨作科学的研究，而让历史哲学家去做究天人之际的探索，或者说去作人文方面的张扬。 guoxue-cankao
除了历史学性质的讨论，从相关学科的性质也可以看出历史学的中庸状态来。地理学在中国古代是历史学的附庸，蔚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大约可以以明末《徐霞客游记》与王士性《广志绎》的出现为标志。地理学既不是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考古学也是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在中国，这一分离不到百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只有一百多年而已。考古学的发展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不同，形态学与地层学的研究已经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更不用说以各种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进行年代鉴定的工作了。
未曾从历史学分离出去而已经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分支则有年代学。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有四把钥匙，即年代、地理、职官与氏族。可见年代是理解历史的重要关键。尤其是对上古史而言，年代的确定几乎是甄别史实的唯一途径。例如，我们常常怀疑，为何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独独要留下一个卫国，让其苟延残喘至秦二世。最近日本学者通过对先秦年代的研究才弄清卫国其实也在秦始皇统一过程中被消灭，史载其存续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纯粹是年代方面的错误。至于近三年来，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则更为明显地展示着年代学的研究手段完全不是昔日的纯粹文献考证，而是综合考古学、天文学及物理学方面的碳14测年等手段。其中天文学需要推算行星位置、日月位置、排算历谱，完全是自然科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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