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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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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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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官的阶官化在魏末骤然加速，与魏末以来的名号滥授、尤其是“双授”，实有密切关系。“双授”令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先已成为散阶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通过“双授”时的一一对应关系，军号便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质言之，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的“双授”，对文散官的散阶化和序列化，曾构成了强劲的“拉动”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号滥授毕竟是一种弊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又混淆了文武职类。为此，东魏北齐政权选择了与西魏不同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抑制名号滥授及文武“双授”，史称“始革其弊”。不过对“正规化”、对“文治”的这种寻求，却使诸多散官回复了原有性质，阻碍了其阶官化进程。岳珂说南北朝散官“盖皆以储才待须”，这个论断不足以论西魏，倒还合于北齐(及南朝)的实情，在那里诸大夫仍是优崇元老、安置冗散的散官而已，而非阶官。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砰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
隋廷面对来自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岳珂所述过于琐细，兹不赘引了。相关事件大略包括：隋文帝用上柱国到都督的11等“散实官”，与翊军等43号军号共同构成本阶，开皇六年(586年)又创设“八郎八尉”；隋炀帝以九大夫和“八尉”构成本阶，后来又创设谒者台九郎；唐高祖起事之初把这些名号全都利用起来，以酬奖将吏。这等于是一轮官阶大实验，各种位阶优劣各现，便推动了随后的进步。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便着手清理，初步规划出文散官、散号将军和勋官三个序列。文散官由开府仪同三司、诸大夫、诸散骑及16种郎官构成，军号包括辅国到游击共12号；勋官方面则形成柱国、大将军、都尉、骑尉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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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散阶制的进化来到了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当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令，以光禄大夫等11个大夫加16个郎官构成文散阶，以骠骑大将军等13号将军加16个校尉、副尉构成武散阶，以柱国、护军、都尉、骑尉等构成勋官。岳珂谓：
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养疾，儒林、文林之待问，一归之于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益以校尉，一归之于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归之于勋官。则散阶也，勋官也，唐虽因隋，而所用未尝因隋，有职者改为虚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谓前世合于一者，而唐则析为二。
隋文帝的散实官加军号，隋炀帝的九大夫加八尉，都是既以进阶、又以酬劳的单一序列。而到唐代，首先散阶与勋官“析而为二”了，其次散阶中的文阶、武阶也“析而为二”了。到这时候，唐代散阶制就算基本定型了。
四、动因与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汉唐间禄秩等级到文武散阶的发展，以上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概貌。读者能感到这个叙述有其特别的取舍，某些事实被置而不论，某些事实只是约略言及，某些事实则得到分外的关注。其原因则在于我们采取了“品位-职位”视角，这就是叙述时的取舍原则。而且，上一节采取了尽量简洁一些的笔调，而把进一步的分析留给了本节，这样层次可以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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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不同的分等类型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论证了周代官员等级制是一种“品位分等”的制度，卿-大夫-士的爵级及“命数”等等构成的等差，乃是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身份等级，这是其时贵族政治的内在部分。这样，在论述“汉代禄秩等级之从属于职位”一点时，对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肇始于“职位分等”意味的禄秩，“品位分等”性质的散阶制反在其后，就不致心存疑窦了。因为重“品位”的爵禄之制已先期演生，这与学者如下论述并无二致：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属“品位分类”。周代的封建制、宗法制和贵族制，决定了当时的官员等级制必然是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品位分等”。这时的贵族官员阶层拥有重大的自主性，君主对其权势利益的予取予夺能力，较之后世是相当有限的。
秦汉的禄秩等级一度显现出“等级从属于职位”的鲜明特点，这确实非常发人深思。我们紧紧抓住“从稍食到月俸”这一线索，揭示了秦汉禄秩作为“吏禄”的来源与性质。也就是说，禄秩等级制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稍食”这样的东西；而昔日的“稍食”是对胥吏阶层的酬报，因而“吏禄”的扩张也就是文吏群体的扩张。战国的专制官僚制化，一度造成了“天地一大变局”。商鞅、韩非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也就是“以吏治国”，“吏者平法者也”。学者谓秦帝国“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从而大异于“后世繁文缛礼之政”。秦以“刀笔吏”治天下，这种“文吏政治”与后世“士大夫政治”确实大异其趣。“士大夫”阶级已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就其与“绅士”阶层的关联而言)的官僚群体，已拥有相对于专制皇权的相当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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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依然视官为“吏”。其时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称“吏”，我们觉得这大有深意。汉儒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贵”而被朝廷“如遇犬马”、“如遇官徒”，正反映贵族的坐享天禄、安富尊荣已成明日黄花，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他们只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帖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对官吏的权益、地位和荣耀，统治者经常漫不经心。职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便透露出了更多从属于职位的色调；此期的官僚，便显示出了更浓厚的“服务取向”。如艾森斯塔得所论，这种取向往往对应着拥有“铁腕”的专制皇权[57]，对应着他对官吏的无情支配，官僚由此变成卓有效能的行政工具，而且未能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建立起特殊的联系。秦汉的文法吏确实很近于这种情况，他们并未显示出特定的社会来源，与后世士大夫来自儒生和绅士阶层的情况，明显不同。
不过帝国的官僚们总有一种“自利取向”及寻求“贵族化”的本能倾向。随时光推移，汉代官僚逐渐成为支配阶级，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基，进而形成了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这时官僚们必然提出更多的权益要求，希望在规划等级制时给官僚个人以更多保障。为换取官僚的效忠，汉廷也不断依禄秩等级向官僚授予特权。同时，“品位分等”确实有其灵活的地方，它在处理能力、功绩和年资的矛盾时不乏独到之处。“增秩”、“贬秩”等做法日益普遍，事实上便蕴含了一种寻求“品位”的苗头。无论从哪方面看，汉代的等级体制中确已蕴含着趋于“品位分等”的内在动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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