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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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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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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亦即魏晋南北朝时代，早期专制官僚制的原始粗糙方面无法阻止士族门阀的崛起，官僚开始“贵族化”了，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扩张。与中正品相关的士庶、清浊、文武、流内流外等等选例，以及委积繁衍的散官、名号等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以“门品”为中心的“品位分等”秩序。与此同时，与分裂、战乱及行政的军事化相应，将军号迅速演化为军阶序列，并在北朝后期带动了文散官的阶官化，形成以“官品”为中心的、相对较具功绩制色彩的另一种“品位分等”秩序。
第四阶段，亦即唐宋时期，这也是个“阶职分立制”的发达阶段，以成熟的文武散阶制度为内容。唐代散阶“一切以门荫结品”，显示其时官僚仍残留了一定“贵族化”的性质；同时“劳考进叙”的制度，又表明总体上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宋代官阶，由于俸禄依散阶支付而职钱依差遣支付，因而增加了不少“职位分等”成分，但总体说这依然属于“阶职分立制”。优厚的品位待遇体现了宋朝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宠宽容，为官僚扩展其特权、自主性以至“自利取向”留下了较大空间。
第五阶段，继承元朝余绪，明帝国初年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士大夫官僚的众多利益、特权惨遭削减，其自主性受到压制，官僚作为铁腕君权之行政工具的“服务取向”特征，又开始浓厚起来。与此相应，散阶制开始变质，由唐代的据阶而授官一变为据官而授阶，散官成了官品的一种补充，“阶职分立制”遂遭破坏了。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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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只从级差和待遇角度被叙述的历代官阶制度，由此便呈现出了错落有致的不同阶段，这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个大的段落。以形象语言描述其左右摇摆或上下动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前期有较高的波峰和较低的波谷，即如先秦爵命等级与秦汉禄秩等级间的较大反差，从禄秩等级到魏晋南北朝“门品秩序”的重大转折；至如后期，则依旧存在着动荡不定，但其波幅已趋减小，例如由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到明清这个制度“变质”的情况。大致说来，秦汉的禄秩等级表现为“职位分等”的一个波峰，两晋南北朝唐宋的“本阶”表现为“品位分等”的一个波峰；明清官阶表现了向“职位分等”一定程度的回归，但考虑到官僚阶级在十几个世纪中累积的众多等级特权，此期官阶的性质和倾向，应该视为前两个此起彼伏的波峰之综合。明清已值帝国时代的后期，官僚们作为统治阶级，早已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不可动摇了。围绕官品而滋生出的各种等级特权[134]，士大夫与胥吏、文臣与武将之间的身份性隔膜，都构成了“品位”因素。又比如说，“升衔留任”便是一种保障官僚品位的做法[135]。“兼衔”以加重官僚资望情况，也等于官位被用如“品位”了，例如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136]，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还有加宫衔的恩典等等[137]。甚至官品本身都可以作为待遇、用作“品位”，如同“加若干品衔”之类做法所反映的那样[138]。这些情况，都大大遮掩了“阶职合一”所带来的那些“职位分等”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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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这些波峰和波谷的时候，还应对如下两点加以考虑，以用作“加权”的评估因素。首先，官僚的等级特权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对君主权力的分割和对社会权益的占夺。专制独裁需要和理性行政需要，不允许官僚自我膨胀到妨害专制和行政的程度，但在官僚占夺社会权益上帝国统治者有可能网开一面，令君主与官僚“双赢”而听任社会萎缩和偏枯。因而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不仅涉及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权势分割，也包含着官僚对社会的利益分割。人称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相应的则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进而明清的官阶制度既体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从官僚那里回收的权势强化了皇帝专制；同时浩荡的皇恩依然保障品官以至缙绅地主的特权，这些特权大多是从社会方面分割而来的[139]。官僚的贪污侵渔，比起前朝来一点儿都不逊色。所以“有明一代，一方面官俸呈现下降趋势，以至低到历代所未有的水平，另方面大小官员的富有豪华却又达到了历代王朝未曾达到的高度”[140]；明代仕宦阶级的生活，“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141]。有时皇帝强悍专断而官僚唯唯诺诺，有时皇帝和和气气而士大夫意气风发，可不管怎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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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如艾森斯塔得所指出，在官僚呈现“服务取向”之时，中上层官僚经常来自较低阶层，并疏离了他们由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和传统身份。而这正是秦与西汉的情况，其时的文吏群体，并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关系特别密切。这样一点，我想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禄秩等级“从属于职位”的性格。而东汉以来，帝国官吏与儒生群体、进而与士族阶层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就对应着一个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阶层的存在，他们拥有最浓厚的“自利取向”。由唐宋以至明清，“绅士”或“乡绅”构成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42]。艾森斯塔得也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呈“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这“主要阶层”就是绅士阶层；通过科举制度的联结，官僚成了士人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我想，明清官阶制的倾向性体现为前两个波峰之综合，与这种社会政治变迁也是一致的。
在“品位-职位”和“自利-服务”分析概念的照耀之下，历代官阶制演化的阶段性便由晦暗而显明，呈现出了如上五个段落的鲜明轮廓。它协助我们探寻传统官僚政治的进化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帝国官僚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二者关系的动态变迁[143]。各王朝初年的官僚一般都比较精干、处于君主的强权制御之下，但在中后期则将积累出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这是一种较小的周期；同时也存在着更长时段的变迁，也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大阶段。总的看来，传统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应该夸大到“停滞”的程度，它并不是一潭死水；同时其变迁的方面也是有限度的，即便是魏晋以来由“贵族化”了的士族阶层造成的士族门阀政治，最终也应视作专制官僚政治的一种“变态”，它并没有导致一种全然不同的贵族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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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分期模式对历代官僚政治演变的观照和评估，主要是基于官阶制角度而做出的，不过是它的一个侧影而已；并且较深入的考察只限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果把更多事象纳入视野，特别是若对宋、元、明、清的情况作更多考察，则可能还有复杂得多的情况；眼下的论断，必定还有不少漏洞需要填补，还有更多空地等待开掘。不过，对一个论题若无话可说或只能泛泛而论，那反倒是思考的困境；而还有众多线索等待深究的感觉，所预告的却是开阔的研究前景。正如赵翼所说：“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144]不管眼下的认识还多么简陋粗糙，毕竟一个不无新意的叙述框架已被搭起，随后的雕镂修补就容易多了。每一个特定观照角度，都好比投射到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当然不会是面面俱到的，但只要能照亮一个侧面，提供一幅其它角度看不到的特殊景象，就足够了。期望本书的努力确有创获，今后我们将沿此方向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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