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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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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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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少数族政权显然缺少南朝“文治”体制的惯性和惰性，这就为制度的变异带来了更多契机。部落贵族当然也是孕育“品位”的温床，北魏前期的散官相当发达，散号将军的普授和滥授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与南朝文化士族占据要津的情况不同，北朝的“国人武装-军功贵族-鲜卑皇权”体制构成了政治结构的主干，汉族士族是依附于这个主干之上的，其士族身份更多地取决于当朝官爵。江左由次等士族和武将终结了东晋的门阀政治，重振了南朝皇权[60]；但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南朝皇权的复兴是有限的，士族门阀盘根错节、依然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则令十六国北朝自初就拥有一个强大皇权；骑马部落对“军功”的传统崇尚，使他们更容易把军号接受为位阶；在政治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对“军功”的崇尚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事功”的崇尚。魏晋以来趋于衰败的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遂在北朝逐渐走出低谷而再呈生机；北朝官僚的贵族化程度和“自利取向”比重日趋衰减，而“服务取向”的份量不断上升。由军功阶层造成的文散官的阶官化，就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中。
北朝政治发展对官阶制的影响还不止此。此前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便已显示了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在官品方面，孝文帝把简单粗略的九品官品析分为正从18级、30阶及流外七品，并把它用于考课进阶制度，这是一个重大进步。稍后梁武帝也制订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之制，但这不过是对孝文帝的东施效颦而已。可见北朝的制度建设已不限于学习汉晋南朝，其创制能力已足够地强大，已足以向南朝提供制度反馈了。梁武帝借鉴了孝文帝的官品析分之法，但对其考课进阶制却望而却步、视而不见，从而昭示了双方官僚政治的不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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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和梁武帝时南北都出现了流内、流外之别，这也是一个重要变迁，“吏”阶层从此沦落到了“流外”。在九品官人法之下，中正二品以上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则是寒士和寒人所担任的吏职。流外七品或七班，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这7等转化而来的。先秦拥有爵命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官人百吏”或“府史胥徒”，本是两个阶层；战国至秦的社会变革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秦汉时基本没有官、吏分途的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再经过察举、辟召而“迁为牧守，入作台司”[61]。而魏晋以来，官、吏在身份上再度一分为二，显示了事物在一左一右地曲折发展。南北朝官与吏的分途和分等是以“门品”为基础的，属于“品位分等”范畴；流内流外之制与九品官人法的渊源关系，说明它本是中古士族政治的制度遗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划分高级和低级文官的积极意义，所以某些现代国家中仍然有类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经反馈到南朝，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此期的制度传播和互动，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这种互动也存在于北齐与北周之间。西魏北周顺应魏末的滥授和“双授”，发展出了文武散阶并立的体制，并令官阶与军阶一致化了。对这个进步，东魏北齐拒绝了前者，却学习了后者。这与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创十八班，却拒绝了考课进阶制的做法相类，都属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接纳和排斥。西魏北周显示了浓厚军事立国倾向，承魏末积习继续向将士“双授”军号与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东魏北齐政权则继承了洛阳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倾向于维系“正规”和“常态”，包括散官的传统性质和文武职类的严格区别，当然客观上这反倒阻碍文散官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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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我们业已涉入“东西南北”(北齐、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动与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了。以往有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北朝在汉化进程中不断学习魏晋南朝，隋唐采北齐及南朝制度而不采北周。然而我们的南北朝官阶制研究，却提供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事实：北魏的官阶改革反馈到了江左，西魏的军阶改革反馈到了北齐。隋廷面对南北及东西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其官阶制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最终在唐初定型的文散阶、武散阶及勋官并立之制，最早是在北周初具形态的。概而言之，就“东西”而言，北周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南北”而言，北朝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
北周对隋唐的制度影响还不只散阶制而已，还见于兵制、爵制、法制、官制等更多方面。这说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水准虽胜北周一筹，但北周官僚政治也并非一无可取，其探索创造之中，仍然包含着足以令北齐取法和隋唐继承的地方。学者或说北周的政治文化精神对隋唐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大，或说宇文泰、苏绰改制有“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之功，这都可与“东西”制度异同优劣问题一并观察。至于在散阶制、考阶制，以至法制、监察制、学校制、均田制、府兵制众多方面，北朝都深刻影响了隋唐制度，则显示了北朝相对于南朝的更大政治活力。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就是在文学方面，到隋、陈对峙时北方也已胜过南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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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史研究上，学界现有“南朝化论”和“北朝主流论”二说。看上去矛盾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可以并存互补、相得益彰。“南朝化”论指出，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承南朝，而来源于北朝部族传统的那些特点则日趋淡化。这个论断符合各少数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的一般发展趋势，即“汉化”或说被华夏文化所同化的趋势。而“北朝主流论”则揭示，华夏政权每每周期性地由盛而衰，而振作衰颓的动力有时就来自北方少数族的入主，来自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体制的衰败时代，最终以北朝为其“历史出口”，就证明了这样一点。具体到本书对官阶制的考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唐初散阶的直接来源，北朝是“主流”之所在；但此期散阶发展以武号为主导，散阶的授予以武人为对象，这毕竟显示了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的“常态”。世入李唐，文散阶逐渐凌驾于武散阶之上，文臣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这便是“南朝化”意味的动向了。既非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也非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而是专制皇权所操纵的“士大夫政治”，最终主导了隋唐散阶的发展方向。
较之汉代禄秩等级的“职位分等”性质，唐代散阶制属于“品位分等”，但由前者到后者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演进，中间还隔着一道魏晋南北朝的曲折。在为中古时代区分了两种“品位分等”之后，便可为唐代散阶制更准确地定性定位了。相对江左五朝的维护士族门阀的“门品秩序”，我们把军阶和北周的文散阶另行称为“官品秩序”，后者更富于功绩制色彩。唐代的文武散阶，上承的乃是北周的军阶和文散阶，它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唐代以品级、本阶、勋官、封爵等与职事官相互为用，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复合体系，它为帝国的官员管理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正如王德权先生的论述：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而散位的高低具体地反映在各种官人待遇的等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高待遇。若将唐制特别强调考绩一事置于此一联系里加以观察，就显得是极具意义”，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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