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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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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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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第一章 品位与职位
这一章既然位于全书开头，理所当然应该交待全书的思路和主题了，“开宗明义”好像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首先打算跟大家交待的，是几个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全部讨论就是围绕它们而展开的。然而概念和模式只不过是研究者预设的工具而已，它们顺不顺手、好不好用，只能就具体的问题和对象而言，或说只有和史实融合起来才有意义。所以在“开宗明义”的时候，还不能不对相关史实，也就是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发展的各个要点，加以交待。所交待的各个要点，既被用来证成分析工具的可行性，此外也打算再进一步，再就历代官阶制的宏观变迁提出一些展望推论。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变迁的那些概述，其论据都来自此后各章各节的专门考察；最后则是对整个中华帝国官僚等级制的鸟瞰，它包含着一个五阶段的分期模式。
让我们说得再简单一点儿，这第一章里包含着三方面内容：第一、全书分析框架的阐释说明；第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的变迁概述；第三、对整个中华帝国官阶制度变迁史的分期尝试。基于这种结构安排，读者就可以把第一章看成是概论，其中包含着此后各章的浓缩，而把此后的各章视为分论。虽说这会造成本章与后章内容的某些重复，但也能为阅读提供不少方便：可以让读者早点儿了解全书概貌，以免被过早遭遇的琐屑细节淹没了一以贯之的观点。相应地，习惯上被置于书末的结论部分，也等于是放在了本章，在全书的结尾是找不着的。作为分论的各章中有许多考证辨析，连作者自己都厌烦着它们的琐碎枝末，大多数读者恐怕也不会兴味盎然。在新房子矗立之前少不了挖土奠基、砌墙安门、上梁铺瓦一类活计，但它们不是所有嘉宾的参观对象。要是真没兴趣的话，浏览第一章就足够了，掩卷之余的宝贵时间尽可另作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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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位与职位
本书把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僚等级制度，或说官阶制，作为叙述和研讨的对象。
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僚等级，那么汉代以“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等级、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之类，马上就会浮出读者脑海吧。对禄秩和官品，各种政治制度史的专著一般都辟有专节介绍；同时还有那么多的论文，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它们的细部考析。有关变迁好像不怎么复杂：汉代的禄秩等级已经很严谨了，大略有十七八个层次；魏晋以来出现了九品官品，构成一个较大转型；北魏孝文帝进而把九品官品析分出了正、从、上、下共30级；此后还有梁武帝别出心裁创十八班制，以及西魏、北周参照《周礼》改用九命、九秩等级的事件。隋唐以至后世，继承的是孝文帝所创之法；但为了简洁起见，也有略去上下阶而仅存正从十八等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级差调整、名目改换过程，看来都已一清如水、尽人皆知了，此外真的有什么剩义可发，足使一部新书成为必要，而不至陈陈相因、遭“著书而不立说”之讥吗？
确实，官品官阶什么的看上去有点鸡零狗碎，研讨的余地不怎么太大了。不过就像研究宇宙和研究粒子是等价的工作一样，论题价值不一定就取决于题材的巨细，价值的大小也在于如何发掘处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事物的任一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全息。对官阶制同样可能找到某种视角，得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材料，从而为这个论题注入一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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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分层”是官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它提供了一个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架构，同时也提供了官僚个人获得报酬、地位和声望的基本级差[1]。在有些场合，文官的待遇和职权级差的影响大致只限于政府组织之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官阶制的影响还可能变本加厉，进而还成了社会制度的骨架[2]。古今中外各色官阶制的千差万别，都能折射出其时政体的不同形态和倾向来。较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官署和职掌之上，新近的创新寻求又提出了“运作机制”、“政治文化”等等论题；除此之外，我们以为官僚等级制的研究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同样是一块值得继续发掘的沃土。
汉代担负监察任务的刺史秩六百石，受其监察的郡守国相则秩二千石。这种等级安排极具匠心，并被顾炎武称之为“百代不易之良法”：“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有些官位被置于崇高的品级，但实权却给了另一些较低的官员，某些时候三公与尚书令就是这种情况。这个精心设计就显示出了传统政治的特色：既要优礼笼络年高德劭的大臣元老，又要保证政务的高效处理、维持皇帝对权势的予取予夺。有时文臣、武将在官品上平起平坐，但实际位望高下悬殊，在历史后期尤其如此。担负实际事务的胥吏们不仅是行政地位较低而已，还在身份上被视为士大夫的“另类”，在等级制上以“流外”形式与士大夫划开鸿沟。这些也都是传统政治特质的折光。官僚们依照等级被授予了种种权益，其中一部分相当薪俸，此外衣饰、房舍、舆马、仪卫、礼节、丧葬等方面的礼遇差别，法律、经济和文化的种种优待，还进而表现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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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老话，不妨说在传统中国是“官僚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管理者的政权”[4]。我们当然并不会贸然接受“治水社会”、“亚细亚的停滞”等说法，不过两千年中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及其连续性，确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权重，它使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相对大为减小了。曾有人断言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这未必是全部的真实[5]。在讨论中国法律的阶级性质时，瞿同祖先生指出：“八议者，其他官吏及上述二种人的亲属，因其法律上特殊的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法律上的特权阶级。”[6]政府里的官位高低同时也是社会上的贵贱尊卑，官僚明确无误地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支配阶级；进而今人的官僚等级制的研究，也就显示了更大一些的意义。
仍来看瞿先生发人深思的论断：“贵族官吏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及种种特权已如上述，最令人惊异而感兴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职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在古代则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若从去职的官吏仍能享受这种特权的一点事实来看，我们更可以看出官职是一种身份，是一种权利，罢官所丧失的只是某种官位的行使职权，身份权利则属于个人而永不丧失，除非有重大的过失而革职。我们或可说在通常情况之下所丧失的是职而不是官，所以致仕官的生活方式同于现任官，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亦同于现任官。”[7]这段叙述，提示了一种“官”、“职”有别的观察方法，“个人的一种身份”、“行政上的一种职位”被区别开来了。这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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