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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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战国政制的背景，尤其要紧的是“列国的相互关系”、“封建的解体”、“货币经济与商业活动”诸题。此处只需将若干重要的节目点明，而且凡以春秋与战国作对比时，并不意味为两个时期间的制度有一突然转变的转捩点，凡所对比，都无宁是各种特性最盛时的程度与性质。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春秋时代世卿制度的变化。本文作者曾经对此有过专题讨论，发现卿大夫的世家，自春秋中叶以后，数量逐渐减少。用数字来说明《左传》中所见强宗大族，由西元前572至543年的二十三个，逐步跌到西元前542至513年的十四个，西元前512至483年的十三个，以至西元前482至464年的七个。
　　这些世卿家族的式微，大半都是互相并吞斗争的结果。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晋国各卿大夫家族的斗争：最先是狐氏的消失于政治舞台（西元前621年）；然后是三谷阝的一时覆灭；范氏又出头把栾氏赶出了晋国（西元前552年）；祁氏和羊舌氏在西元前514年覆亡，土地被韩、赵、魏及智氏瓜分了；二十二年后，范氏、中行氏也完了，最后，在西元前454年，韩、赵、魏又合力把最强大的智伯消灭。这一类的争夺，春秋各国所在多有，此处也毋需再作赘述。
　　殆及战国之世，春秋的世家大族，除了少数变成诸侯，做了真正的国君外，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不再见于史乘。因此，春秋世卿的消失，在社会意义上说，是整个一个阶层的绝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排列。若以政府组织的观点看，这些世家大族原占的统治阶层，应当有一些新的成分加以代替。他们的性质及职权，自然都不同于世卿。 LOVE GUOXUE
　　另一个要讨论的背景，是战国国家性质与春秋诸国性质的不同。春秋初期和中期的各个封建国家，一级一级分封，所谓“侧室”，“贰宗”，把全国切割成无数的采邑，每一个大夫，都是采邑的领主，一身兼为地主和地方官。大夫私属的官员，主要是邑宰和总管家务的家宰，此外还有一些史官，祝官及管军队的司马。这些邑宰和管家，要掌握的地区不致很大，春秋的普通国家，如鲁卫之类，不过占今天二三县份的面积，而一个大夫的“邑”可以多达数百。据说管仲曾经削减过一位大夫的三百个封邑；一件铜器的铭文显示了一次锡邑二百九十九个的事；另一件铜器也提出了二百个“县”的记载。由此推想，每一个邑宰管理的区域大都异常小，其范围大致与普通的飘荡相去不远。邑宰的职务，在春秋末叶以前，恐怕也不过是监督傜役、收集仓储一类，性质上与管庄的庄头相去也差不多。因此之故，即使大封君的家臣——“老”——，并不够资格转任小国家的大夫。
　　比及战国之世，分散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七个大国及五六个较小的势力。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当今日中原一二省的疆域，大国灭国多达数十个，兼有数圻，地域大了，规模便与小国寡民时不同。简单如运输各处缴纳的田粮，在数目大时，距离远时，也会变成很复杂的事。旧日管家庄头式的邑宰家臣，势须面临性质上的改变，改变成官员与僚属。 zgwww.com
　　第三点背景，是春秋与战国两时期列国间关系的不同。春秋时期多的是列国相砍相杀，多的是攻弱兼小，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华夏诸邦是一个家属的集团，所谓异姓是舅，同姓是伯叔，不为着眼邓为婚媾。春秋的战争，虽有逐渐变大拖长的趋向，在大体上说，规模不算很大，战胜者也不为已甚。因此，春秋时代各国的竞争，并不如战国时代的竞争激烈。战国时代，号为战国者七，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斗争，一毫的差池，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于是各国不能不极度注意、合理的使有才能之士发挥力量。贵族政治有许多成分不算是合理的，例如以出身任官，以地位决定权力，战国时代的各国玩不起这一套花样。一个合于理性的治理机构，也许就该数到官僚制度了。
　　第四点有关战国官僚制度的背景，是一群职业性文士和武士的出现。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虽然平民的幸运者，也未尝不可能有若干机会进入统治阶层的较低层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武士是贵族，而贵族通常必须是文武兼资的，随着春秋社会的变迁，许多世卿大族失去了地位，原本附属于这些世族的“士”，失去了固有的职务，只好待雇于新的主人，他们的子孙，也许也从家庭教育获得了“士”的训练，然而不能像以前一般有所谓“定主”，于是构成一个近于游离的职业人士。最初，这一集团中的分子，大约以武士为多数。晋国的贵族栾氏，在政争中失败了，他家的武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都逃到齐国去，变成了齐君的帐下勇士。这一个例证，不仅说明了“士”在春秋晚期的转移，由他们的氏名，还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出自晋国其他贵族，如知氏、中行氏，这也恰可表示，庶孽子弟受雇于别的贵族，已是很普通的事。战国的官僚制度，须有一群有能力而缺乏本身社会地位的人士，这一群挟技以胡口于四方的人，自然正是各种政府职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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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的繁复与影响的重大，使君主不能不渐渐注意用人唯贤。封建制度的解体，也产生了待补之缺及一群等待补缺的人。然而待价而沽的观念，虽然在孔子时代已有了，更发达的商业活动，无疑可以使这一个观念更具顺理成章的环境。城市的出现，使人口比较集中，一落千丈群待价而沽的游士，在挟技未售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寄生的场所，雇主也可以有一个较为集中的人材市场，从中挑选适用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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