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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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费氏晚年关于方法论的思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费正清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他认为：“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是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等”。［（３）Ｊ］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概括出发，“从宏观向微观推理，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４）Ｊ］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地理、人口因素，孤立地把中国“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５）Ｊ］ zgwww.net
第二，费正清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为此，他从中西历史的差异性出发，批评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忽视中国历史特点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这当然是可欢迎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懵然不知的时候，就让社会史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会知道它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１）Ｋ］
费正清的批评尽管是针对美国学术界的，但也应当引起我国学人的思考。我们同样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坛也掀起了一股社会史热，一时间社会史的著作骤增，这固然是对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轻社会史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社会史在史学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专门史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社会史自身来说，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２）Ｋ］怎样从史的角度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史研究模式的生命力就极为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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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３）Ｋ］我认为，费正清的反省虽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４）Ｋ］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性。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５）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６）Ｋ］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史学认识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变化。 ZGWWW国学文摘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美国学术界崇尚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１）Ｌ］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２）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３）Ｌ］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蓝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４）Ｌ］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生怕由于模式的干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他对模式的警惕也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所以对此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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