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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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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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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费正清不仅是一位孜孜耕耘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费正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这样，给人造成一种谁也无法理解他的印象，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也感到理解费正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保罗·埃文斯这样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物。他的著述颇丰，但其观点经常引起争议，他的著述中的隐喻所引起的分岐甚至更多。他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因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他强调文化的价值，却又极力回避信仰和意识形态。很少能有人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以至于人们认为研究“真正的费正清”就如同研究“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到处充满着矛盾”。［（２）Ｈ］
这里还应当指出，在对费正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费正清和他的学术同时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和批判，而这些不同方面又都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和学术背景，费正清可谓“腹背受敌”。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费正清现象”。 国*学*参*考
早在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当时所谓的“忠诚审查”中，费正清被指控参与了“出卖中国的阴谋”，为“苏联和中共服务”，遭到极右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中国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也在开展对费正清及其学术的大批判，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揭露他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６０年代以来，费正清和他的中国研究又受到前苏联汉学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攻击费正清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学者”，是“北京政权的工具”。费正清长期从事美中关系史研究，竭力主张中美两国消除敌对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大为恼火，多次有组织地对费正清进行围攻、漫骂、甚至于进行恫吓。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批判费正清研究模式的批判思潮，矛头直接指向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不能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对费正清的恶意攻击，也不是说对费正清的学术思想不能批判，７０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费正清的研究模式的批判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费正清本人对这种批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来自前苏联方面和台湾方面的攻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人们自然是一目了然。问题是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批判就显得复杂化了。这里不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这种影响。我以为，这里还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我们和美国学者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不大了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也不能体会在美国的学术文化背景和史境下美国学者的特殊感受。因此，产生某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费正清本人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国*学*参*考
那么，对中国学者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研究费正清及其学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却又是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无法避开的问题。
这里，我只谈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的研究也处在起步阶段。我认为，对于费正清的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对费正清做历史的和辩证的研究。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要以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为背景，把费正清和他的学术放到美国的史境上去认识。以此为基础，再回到中国的史境下认识他和他的学术。所谓辩证的研究，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费正清。费氏的学术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固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尽管他没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但他确实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对于费正清，还要考虑到他的经历、地位和个性等诸多因素。
三
每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都很重视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费正清也是这样。在经历了６０年代的思想动荡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政治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到８０年代初，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费正清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现代中国学的反思录。
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从研究史的发展过程着眼，分析了在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它“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这么一个现实，它使我们更加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接着这场中美朝鲜战争导致了我们与台湾结盟和对人民共和国实行一种希望它崩溃的‘遏制’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拒不承认和长达２０年的禁运”。［（１）Ｉ］费正清很惋惜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说，其实“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更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１）Ｊ］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比较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破坏了学者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他们思想僵化，“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反共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２）Ｊ］费正清的思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的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家的影响。因此，处在学术与政治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现代中国学步履维艰是必然的。 国*学*参*考
其次，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索，并且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氏严谨的学风。说到方法论，的确是对费正清研究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的浩繁的著述中，很少有专门谈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著作。他自诩讲实证，对任何理论都抱有戒心。因此，搜索其有关方法论的思索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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