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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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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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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了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就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区域研究。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恢复这一研究的工作异常艰难，而他认定，“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１）Ｅ］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１９５４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５５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１４名研究生。１９５６年，招收了２６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联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５０年代后期，研究中心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６０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且进入了高潮。据费正清统计，“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年中，我们总共出版４３卷书，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这使我们“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和其他学校”。［（２）Ｅ］
除了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１９５９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１９６８年，他又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中国网ZGWWW
从实际的学术组织实践中，费正清深感在美国开展地区研究必须处理好政府、研究部门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经举例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战时及战后，“华盛顿和各大学之间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早期的研究分析分局学术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同我一样重返大学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象伯顿·法赫斯一样仍在政府任职，法赫斯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东亚处的处长，他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去职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部主任。这个事例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部门、政府和基金会三者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人能进退自如，比起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方便得多”。［（３）Ｅ］事实上，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统计，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４０００多万美元。费正清在得到这部分基金后，很好地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汉学研究不同，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直崇尚“研究中国问题，要出去四处走走”的信条，“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不断沟通自己和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联系，逐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６０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他回忆道：“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我们的两次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共走访２０多个国家。我对其中每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或不足之处都作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１５－２０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研究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还作了上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介绍、讨论、演讲等。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训练有素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著述传播还不够广泛，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在哈佛有很多机会同世界其他地区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交往。”［（１）Ｆ］ zgwww.net
第三，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负责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１９６６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１２个国家的１００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尽管书中的很多观点还不可能完全被中国学者和读者所接受，一些美国学者对这套书的评价偏低。［（２）Ｆ］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套书应该给予肯定，因为这部多卷本的专家论集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般需要，起到了“为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有关某个重大主题的易读的历史纪事书”的作用。［（３）Ｆ］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批判。黄宗智认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费正清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正清一直到前年（１９７８）出版《剑桥中国史》第１０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正清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４）Ｆ］正是由于费正清学术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中国学的健康发展，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末期，他的观点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还应该指出，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相信理论，只信任模式。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的美国学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象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以至于谈到学术理论问题，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世的就只剩下那孤零零的模式。尽管有的美国学者把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看作是费正清治学的优点，认为费正清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花时间去做宇宙观的思索”，“甚至在做最一般性的概括时，他也避免固定的、严密的概念化”，是为了“避免其学术陷入意识形态的陷井”。［（１）Ｈ］但在我看来，忽视理论思维的史家与没有理论支持的模式，必然使自己的研究难于长进。在费正清身上体现的这种缺憾影响了他的学生，也限制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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