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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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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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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回应”模式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６０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后来，保罗·柯文（Paul A．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一盛行于５０－６０年代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的检验。尽管如此，“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影响着相当一批美国的中国学家。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中，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他的著述当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费正清学术的这一特点使他的研究特别贴近现实。由于他比较公正地看待中国革命，力主中美关系正常化，因而受到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污蔑和攻击，甚至在麦卡锡时期遭到政治迫害。６０年代末以来，又连续受到台湾右翼势力的围攻。
费正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主要著述专门汇集成论文集《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其他著作还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中美关系展望》（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utrib．，Philadelphia，1977．》。 zgwww.net
处理对华关系的实践，以及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对费正清形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追求了自己在情报协调局任职期间两次来华的特殊经历和感受。他说：“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３４～３９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１）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费正清一直持有较为明智、公正的态度。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就对中国战场上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１９４３年８月，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１）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正清时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１９４６年６月，他与妻子前往中共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现状给美国人制订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２）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费正清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２０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了基本的结论：“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ZGWWW国学文摘
１９４９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３）Ｃ］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有意识地消灭地主与士绅阶级”，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４）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孤立”的冷战政策，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特别是５０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这种敌对关系，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在６０年代，又是费正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再次发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关系的呼吁。１９６６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１０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费正清回忆道：“１９６６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１９６６年参议院举行的这些对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一连９天在台北成了轰动性的新闻。尤其是我和多克·巴奈特（Daok Barnett），由于我们提出同北京接触的叛卖性主张而遭到台北公开的谴责”。［（１）Ｄ］在对费正清表示谴责的人中包括数百名学术界和各界的名流。１９６６年以来，台北相继出版了一批攻击费正清的书籍，其中包括再版麦卡锡事件中麦卡伦委员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协会听证会的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１４本书，还有中文版的著作《太平洋关系协会与费正清集团》、《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费正清和毛共》，等等。１９７１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８月１２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１９７７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项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反共理论家郑学稼、任卓宣、侯立朝及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社长周之鸣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来宾”的发言充斥着污辱、漫骂的语言。与会者攻击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人形容会议的“发言者个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为着黄帝子孙气节，中华民国生存，而竭诚愿意贡献一切，牺牲一切”。［（２）Ｄ］他们指责费正清是“出卖台湾的罪人”、“毛主义的文化特务”、“共党间谍”、“披着学者外衣的共党同路人”。当时对费正清的攻击也涉及到学术方面。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批判内容多少带有一点说理性。胡秋原、陈鼓应等学者主要从学术角度批判了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也同时批判了台湾内部拥护费正清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这部分学者主要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人，他们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提出过批评意见，被认为是“西化派”、“自由派”）。他们认为，费正清“不学无术”、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在中国研究中制造出所谓“亚细亚社会停滞论”、“东方社会落后论”、“中国革命必然论”、“传统与革命联系论”，贬低东方文化，抬高西方文化，附和“毛主义理论”。因此要激发民众抵制“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唤起民族意识。对于这些攻击，费正清事后做了一些辩护和澄清，对所谓的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些“对我的谴责都是歪曲事实或凭空想象的。例如，他们指责我宣扬威特福格尔的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停滞不前的观点（这既不是他的观点，也非我观点）。批评家们大幅度地编造了他们的费正清模式”。“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紧张的１９７７年夏末，台北反对接纳我是多年以前麦卡锡主义歇斯底里逻辑的必然延续”。［（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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