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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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提起美国的中国研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了全面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做一探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中国研究的中心仍然在欧洲，集中于传统汉学研究。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其研究视野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因此，汉学研究很难在美国学术界扎根。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地区研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近现代中国研究就隶属于东亚地区研究。这种研究从研究的目的到研究的内容和手段都与汉学研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力，早在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１９２９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１９３２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３６年１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１８４２－１８５４）》为题，于１９５３年出版。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１９３９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１９５５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出任主任，直至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７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述颇丰，其主要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近代中国：１８９８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n，HUP．，1950）、《中国共产党文献史（１９２１－１９５０）》（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65）、《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观察中国》（China Watch，HUP．，1987）。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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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基本框架和模式。费正清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接受汉学训练有关。虽然费正清主观上对理论抱有戒心，但他的研究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种特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氏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６０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充满西方人种族偏见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描述。他认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１）Ａ］ guoxue-cankao
“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１９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被应用于对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费氏专门把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保罗·Ｈ·克莱德（Paul H．Clyda）与伯顿·Ｆ·比尔斯（Burtond F．Beers）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中则提出：“过去１５０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１９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２０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２０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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