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史》论赞改修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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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史》论赞改修的几个问题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一《明史》的改修
随着中国古代官方史馆修史制度的发展，隋唐以后，凡新朝建立，纂修前朝纪传体正史，俨若定规。这种官方修史活动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强烈使命感。清继明兴，胜朝《明史》的纂修也立即被提上日程，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从顺治二年（1642）首次诏修到乾隆四（1739）年刊刻成书，《明史》的纂修跨越顺、康、雍、乾四朝，汗青成日，史臣头白，九十五年时光已逝，成为今天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史”中编纂历时最长的一部史书。《明史》主要修于康熙年间，去前朝未远，所以“故事原委多得真情”，且经数十年参考订正，增删离合，事详文简；再则，“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从而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即令当今史界，亦认为其在义例和史实考订方面都是除“前四史”外，最为精审的一种。
《明史》一书成果的取得，和清廷的重视支持，参修人员的认真负责，顾（炎武）、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基于眷恋故国之史的鼎力合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是与《明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不断改订、修正分不开的。从诏修谕令颁布至雍正十三年（1735）史稿进呈，其间屡次更订自不待言。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二十七日，《明史》稿本告成呈进，御极方始的清高宗弘历还是认为《明史》卷帙繁多，恐其中尚有讹舛之处，令总裁张廷玉等率同各官再加校阅、修改，准其延展半年，然后交由武英殿刊刻。[①]乾隆四年（1739），《明史》刊竣颁行。然而，未及四十年，大规模全面、彻底的勘改、修订又再次进行。 LOVE GUOXUE
毋庸置疑，《明史》刊成之后，受到了当时学者的普遍称赞，但实际上，在《明史》纂修期间及其刊行之后，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和官员都曾表示过不满。早在康熙五十六年，清圣祖玄烨就以《明史》不载满洲征服倭寇，为“伪妄”、“不足信”。[②] 乾隆四年八月，《明纪纲目》开馆纂修，纂修官杨椿又上书总裁，以《明史》的失实、失考，反对全以《明史》为史实依据。他的意见虽然未被采纳，但他却第一次以普通官员的身份批评了“钦定”《明史》；[③]乾隆二十年，清高宗想查阅史可法与多尔衮往来的书信，而《明史·史可法传》中却没有收载，这又使清高宗切实感到了《明史》的疏漏。[④]到了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展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纂辑工作，作为收入丛书中的一代全史，《明史》须经重新审订，这就使它的缺失之处更易显现。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正式下令修改《明史》，并查缴原书。所据理由是《明史》内蒙古、满州等人名、地名、官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⑤]改正也仅限于从原版挖字更正音义。乾隆四十二年，高宗审阅经改修的《明史·英宗本纪》，对其中不载两位官员的死因，不写宦官王振挟主亲征大为恼怒，认为：“当时记事，每多讳饰，又往往偏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屡淹岁月，直至朕御极以后，始克成一书。其时秉笔诸臣因时代即远，传闻异词，惟恐涉冗滥之嫌，遂意存简括，于事迹要领，不能胪列。”谕令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镛等全面改修本纪，并明令待其阅定后“重刊颁行”[⑥]。可见，清高宗对原本《明史》已到了极度不信赖的程度。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纂辑和高宗的严谕，《明史》的改修是不遗余力的，而且除了遵旨改订《明史本纪》外，《明史列传》亦被纳入改修之列，工作的繁重与成果的取得也毫不比本纪改修逊色，依据清人王颂蔚的推断，《明史》的改修工作至少一直进行到乾隆五十年[⑦]。乾隆五十四年，改修《明史》誊入《四库全书》，形成了《明史》的新定本，即《四库全书》本。

国学×参考

早在三十年代，段琼林先生就对《明史本纪》的原本和改修本做过精心梳理，著有《明史原本补本异同录》一书。黄云眉先生的《明史编纂考略》、李晋华先生的《明史纂修考》，亦提及了《明史》的改修（或三修）[⑧]；。1982年，台湾鼎文书局出版的《明史》也在卷末载有“附书”，收录《明史本纪》中改修的史实条目。这些著述为进一步研究《明史》的改修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仅就《明史》本纪和列传论赞的改修试发管窥之见，对未受重视的《明史》列传改修予以关注，望能抛砖引玉，在研究《明史》改修的问题上略尽绵薄。
二《明史本纪》论赞的改修
论赞为史书中的评论性文字，古代往往以“序”、“诠”、“评”、“议”、“述”、“撰”等字词来命名，“其名不殊，其义一揆”[⑨]，自司马迁《史记》而后，一般都置于篇终。《明史本纪》的论赞代表了清代官方对明代帝王及其政绩的认识。
《明史本纪》论赞撰成于康熙年间。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日，《明史》底稿完成，大学士伊桑阿等请清圣祖御制论赞。康熙帝认为史书关系后世褒贬，务须公平论断，自己未能遍览明代史书，难以为之论定，特下谕旨：“令汉大臣实学明识者，从公酌定，勿以《元史》任意撰次，以致失实。”[⑩]二十六日，再发明旨：“如欲撰洪武、宣德诸帝论赞，朕当指示词臣重加称美，倘使苛责贬斥，非朕所忍为也。”[11]此后，圣祖又多次表明他决不以新朝讥讽胜朝，评判唯从“公论”的意图。在这种宽容的撰述宗旨指导下，加上当时与修者多为前明遗民，《明史本纪》论赞的立论较为宽恕，这从其中英宗、武宗、宪宗等庸主不仅未获严谴，反而力图有所称美可得证实。 guoxue-cankao
将《四库全书》本《明史本纪》与原本纪相参阅，我们发现，在为之立纪的十三位明代君主中，英宗、景帝、武宗、宪宗、孝宗、穆宗、世宗等七位皇帝的论赞都有改定。
纵览这些改订的论赞，可以看出，除了孝宗皇帝受到进一步褒美，被提升为一代“令主”[12]外，其余皇帝均遭贬抑，这种贬抑包含着对原论赞极为不满的倾向。如原本《明史·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矣。”[13]《四库全书》本《明史》则评论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乃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14]可谓与原赞针锋相对。再如原“武宗赞”，虽批评了武宗“耽乐嬉游，匿近群小，至自属官号，冠履之分荡然”，但也称赞他手除宦官刘瑾，亲御边寇，亲操用人大权，为其有“中主之操”，却蒙后人赀议而惋惜。[15]改修赞语却转换角度，认为武宗在承继孝宗遗泽，民庶乐康之际，假如他有“中主之操”，“亦可蒙业受成”，转而对其失德直刺无遗，“顾乃昵比小人，漫游淫戏，万机坐旷，大柄潜移，刘瑾煽祸于前，江彬肆毒于后，纪纲废惰，中外寒心”。[16]再看《世宗纪赞》，原赞称其：“剔除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17]改修赞语则责问道：“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亦独何哉！”[18]又与原赞意图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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