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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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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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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有力地鞭挞了束缚思想、窒息人才的科举制度。他认为为这种制度服务的所谓学校纯属是“富贵熏心”的势利场。他鄙视那些以皇帝之是为是、以朝廷之非为非的读书人，对有真才实学但却被埋没于“草野之间”的人们则深表同情。
君主专制之害，在当时怎样才能加以改变呢？黄宗羲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天下之法”，废除“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他主张皇帝不必担负实行法律的具体责任，而把这种责任和权力交给德才兼备的宰相。因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不仅应和天子以平等的地位讨论国家大事，而且经过宰相批准的决定，就可以下达执行，不必再通过天子“御批”，从而也可避免奄党挟持天子以把持朝政的危害。至于天子的过失，宰相得以规劝批评，使“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在君臣关系问题上，黄宗羲摒弃了历代相承的“君为臣纲”的旧传统。他指出：“天下之大，非一人(指帝王)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指群臣)”。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同样，出仕为官，也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应当指出，黄宗羲用丞相之权来限制君权的主张仍然没有超出封建政治制度的范围。但是，他明白地提出做官的目的“非为君”，而是“为万民”，这打破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君臣观念，是一种含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 中国网ZGWWW
黄宗羲还提出一种监督政府的制度，这涉及他理想中的新型学校。他提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负责人“太学祭酒”，要推择当世大学者担任，其地位与宰相相等。每月初一日，皇帝、宰相及其他大臣都必须到校听祭酒讲学。皇帝在听讲时“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也就是说，皇帝要以普通学生的身分坐在他们中间，而祭酒得以率直地对朝政的缺失提出批评意见。黄宗羲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应该“公其非是于学校”。至于地方学官，他认为不可由政府选派，而应由地方“公议”，请著名学者来担任。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学校讲学，地方官也“就弟子列”。讲学时，对“郡县官政事得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向民众公布官府的错误。总之，无论在中央或地方，要借助于学校议政，发动舆论，来削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提倡的这种学校，实际上是一种监督政府的议政机关。主持这些学校的著名学者，仍然是封建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同所谓“宰相传贤”，把希望寄托于个别“贤人”的主张一样，都反映了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猛烈抨击封建君权、封建法律、封建专制主义和要求一定的民主权利等方面，都显示了他的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敢于大胆批判旧传统、旧制度的斗争精神。明清两朝，厉行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在明清之际，断然提出了抨击这种制度的先进的政治主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ZGWWW国学文摘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等先进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强调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农本商末”的观点就显得过时了。黄宗羲对这种过了时的传统观点，对于什么是“本”和“末”，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衣食上铺张浪费，婚丧时奢侈宴祭，生活中迷信巫佛，这些“皆不切于民用”的东西才是“末”，必须“一概痛绝之”；而“工商”同农业一样，“皆本也”，都是国家经济的根本。为了发展工商业，他提出要统一货币，“使钞(纸币)与钱不相离”；主张开设宝钞库(相当于后来的银行)，以金银作为纸钞的基金，随时可以兑换，使市场上“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这些看法和主张，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扩大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近代先进的经济思想的先声。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人民所担负的赋税和劳役极其沉重。黄宗羲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均平土地，减轻赋税，讲求“民富”。虽然这同明末农民军的“均田免粮”的战斗口号有着极大的差别，但这些主张体现了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总的说来，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表明他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然而他的先进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古代卜卦名称)，含有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于“明主”的求访采纳。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读过《明夷待访录》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是实行书中的主张，“百王之敝以复起”，历代王朝的衰敝可以改变，国家可以振兴。顾炎武同时指出：“古代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待于将来)，有王者起，得而师之。”这等于是说，黄宗羲的理想虽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只能寄希望于将来。 guoxue-cankao
(三)《明儒学案》及其他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论学的代表作。“学案”是指学术思想史。这部著作，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经过，每个学派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学说宗旨及其前后变化等，作了介绍和评论。黄宗羲早就决定撰写宋、元、明三朝的学术思想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首先完成的《明儒学案》，由于种种原因，开始只有手抄本流传，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有一个叫贾醇庵的人才将此书刊行于世。那一年，黄宗羲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不顾重病在身，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记下了他为本书口授的序言。
《明儒学案》的内容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将明朝学术思想的发展，按学说宗旨、学派系统，分门别类的加以排列，共立学案十九，叙及学者二百余人。他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每个学派的宗旨，对它们的学术思想，有纲有目地加以剖析。对内容复杂的学术思想史，阐述明晰，条理井然，这是黄宗羲在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第二，为了写好《明儒学案》，黄宗羲搜集了大量的明代学者的著作。在撰写过程中，对每个学者的生平事迹，反复核实，力求确凿，并分析了这些学者一生中思想变化的原因。黄宗羲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学术思想的演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综合归纳等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他在研究水平上高出于许多前辈和同时代学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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