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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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病了一冬，年迈的顾炎武越发衰弱了。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清晨，他似乎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出门去看望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连上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从此便永远起不来了。九日凌晨，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顾炎武在一首题为《精卫》的诗中，把自己比作衔木填海的精卫鸟。这既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届服的决心，也宣示了他执着地为谋求经国济世而努力的志向，《精卫》诗是这么写的：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乌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的确，就象精卫鸟衔木填海直至于死一样，顾炎武为了探索经国济民之道，孜孜以求，直到“死而后已”。
八、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学风严谨健实，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成就卓著宏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称颂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学*参*考
顾炎武是以治学范围广阔，“博赡而能通贯”著称的。他自己说过，“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真地研读我国古代一部分重要的文献典籍，在青年时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后来，眼看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他极不满于当时存在于许多知识分子中间的空疏学风，这些人要么成天舞文弄墨，空谈心性，要么整日里寻章摘句，恪守经典教条，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却并不关心。于是，顾炎武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为此而集中精力去探讨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实学，特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表彰，逐渐成为一门叫做经学的专门学问。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从来是强调“治国平天下”的，顾炎武也认为，孔子删述六经，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因此，他对经学也作了认真的研究。要研究经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籍中的若干文字的读音和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就叫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对这些学问，顾炎武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顾炎武一生，在上述领域內写了大量的著作，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的，就不下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品是：《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以及后人编辑的《顾亭林诗文集》。这些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国学百科zgwww
一、历史学的研究。顾炎武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历史学的研究。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他胸怀祖国、志在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古为今用，是贯穿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一根主线。他认为研究历史，编纂史书，其目的就在于“鉴往所以训今”；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样的史学主张，早在西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提出来了。但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学术界充斥着空泛疏陋习气的时候，他继承和发扬古代优良的史学传统，强调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顾炎武萃平生心力精心结撰的《日知录》，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进步史学思想。
《日知录》全书三十二卷，内容十分丰富，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叫做“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这部书荟萃了顾炎武将近三十年的心血，直到逝世前夕才把笔停下来。顾炎武为什么要写《日知录>》？对这个问题他曾经一再地强调，就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因此，无沦谈“经术”也好，谈“博闻”也好，归宿仍在“治道”。《日知录》实际是一部以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来探讨治国平天下道理的著作。对此，顾炎武也说得很直率，他的著述，就是要让“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后来，清代的考据学家，只看到《日知录》中考证经史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夸大为该书的精粹所在，以致把《日知录》评价为一部考据札记，把顾炎武仅仅视为一个考据学家。这显然大大低估了《日知录》的价值，也歪曲了顾炎武史学思想的实质。 LOVE GUOXUE
至于在《日知录》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我们在前边已经作过一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顾炎武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强调征实去伪。他用朴实的归纳的考据方法，辨明了古代史籍中的许多讹误。譬如《庄子》中记载的介之推割股焚山一说，他就以《左传》为依据，罗列了大量证据，考订为不可信。又如杞梁妻哭崩长城的传说，他也以《左传》、《孟子》为依据，作了澄清。顾炎武用朴实考据的治史方法去辨明古史传说中的真伪，为后来的史学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乾隆、嘉庆时代的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正是沿着顾炎武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考证古史的卓著成就，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等著作。
把研治地理沿革和金石刻辞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顾炎武在治史过程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他早年为了纂辑《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曾经翻遍二十一史、《明一统志》以及各省、府、州、县志，“凡阅志书一千余部”。这两部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且也保存了丰富的明代经济史料。后来的清代史学家所以能够在地理学上取得大量成就，解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经、注混杂的问题，以及为《汉书》等史籍中的《地理志》作出精当的注释等等，都是同顾炎武的提倡分不开的。在金石考古领域中，顾炎武所撰写的《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广为后世学者所称道。尤其是他所阐明的金石刻辞“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的思想，为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实的路子。后来的史学家，往往兼治金石学，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金石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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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历史编纂学上也做出了贡献。他赞成宋代史学家郑樵的“作史莫先于表”的主张，十分重视“表”和“志”在史书编纂中的地位，认为“不先作表，则史未易读也”。也正因此，所以他不满意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不立“表”，“志”的做法，而肯定沈约的《宋书》和魏征等的《隋书》中设“志”的体例。经过顾炎武的提倡，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为历代史籍、尤其是宋、辽、金、元四史补作“表”、“志”，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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