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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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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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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华北，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年已垂暮的顾炎武，匹马单人，在冰雪之中缓缓地行进。经过一番认真的权衡，他决定不把自己同吴三桂这样的丑类连在一起。他的这一思想状况，在此时所写的《广昌(今河北涞源一带)道中》一诗里有所反映。诗中写道：“三楚正干戈，沅湘弥浩浩。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纵有登楼篇，何以荡怀抱。”顾炎武的诗，因为要躲避清廷的迫害，好用典故，往往显得含蓄有余，明快不足，甚至晦涩难读。这几句诗如果用现代的文字来表达，就是：湖北正在干戈扰攘，湖南更是马乱兵荒。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王粲在《登楼赋》中，描写过当时天下大乱、人民受苦的情景。王粲本人为了避难，曾投奔统辖荆州的刘表。可是刘荆州这样的人现在到哪里去寻找啊，我又可以依托谁呢？纵然我胸中有万千谋略，又怎能如愿以偿？意思是说，吴三桂这样的人成不了气候，是不可以信赖的，自己的政治抱负决不能依靠这样的人去实现。主意既定，顾炎武终于采取了不介入态度，而且后来还对三藩之乱给一些地区带来的祸患，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从对此事的态度可以看出，顾炎武虽然始终不对清王朝屈服，但在权衡利害得失上，他还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1675年八月，顾炎武来到了山西祁县，当地一个叫戴廷栻的人仰慕他的节操和学问，为他在祁县南山盖了一幢书屋。从此，顾炎武便把他近二十年来在各地游历时所随身携带的书卷，都收藏在这幢书屋之中。第二年，他在北京读到当时江南著名学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对若干社会问题的见解，同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或比较接近的。欣喜之余，顾炎武提笔给黄宗羲写了一封信，信中高度地评价《明夷待访录》，认为只要实行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同时告诉黄宗羲：“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他还把《日知录》的初刻八卷本和《钱粮论》二篇寄给了黄宗羲。 国学百科zgwww
正当顾炎武倾注全部心力去继续完成《日知录》的写作之时，清廷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发布了一个特别诏令，宣布要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由在京及各地的官员推荐著名学者来京应试。这叫做“博学鸿词科”，旨在笼络知识分子，主要是有名望、有影响的学者，以抑制他们的反清思想。当时，主持编修明史的大臣叶方霭、韩菼等人，都竭力主张推荐顾炎武去参加这次考试。顾炎武如同当年拒绝熊赐履的推荐一样，坚决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他以准备一死来对抗这次推荐，使清廷大失所望。自这一年起，顾炎武索性到西北的陕西华阴定居下来，从此不再进入北京了。
七、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
顾炎武定居西北，已届垂暮之年。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都先后在朝中做了高官，几次写信给他，准备买田置宅，接他回家乡养老。但是，顾炎武都婉言谢绝，执意要在西北安身。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并不是由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可以逃避现实，养尊处优，不然他何必不回乡去颐养天年呢？恰恰相反，他虽然不愿当清朝的官，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始终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正便于他继续探求经国济民之道，因为这里“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学者做学问都很踏实，没有那种空泛疏漏的习气，志节高尚的人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舆论也比较公正。 国学×参考
这样，顾炎武晚年居住西北，决心在这里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表示自己虽是“望七之龄，客居斯土”，但却“不忘百姓”。在顾炎武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缴纳官府的赋税，“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不少人家卖儿鬻女，甚至被逼得“合门而聚哭投河”；加以天灾人祸，米价暴涨，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滥征赋税，是“穷民之根，匱财之源”。十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主张。
顾炎武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厚民生”。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在这里开垦荒地，而且还亲自经营过垦荒事业。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发展纺织业，主张“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同时从外地招聘纺织工匠前来传艺。顾炎武从多年的实际调查中，了解到西北是发展矿业和畜牧生产的好地方，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曾经这么写道：“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我们可以说，这不就是顾炎武要在西北建设塞上江南的蓝图吗？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思想，无疑是很可宝贵的。顾炎武还认为，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生产，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赋税征银制的改革，以便减轻西北以及类似的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他反对赋税不加区别地一律征收白银，主张“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即粮食)，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 zgwww.com
顾炎武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一生在各地的实际考察，使他对造成当时社会弊病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把这些病根归结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郡县制、赋税制、生员制、科举制以及法律制度等等。顾炎武不仅把他的看法写进了《日知录》，而且还专门写了《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等著名政论文章。例如秦始皇创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这种郡县制又是维护封建剥削的工具。各级地方封建官府残酷地压榨人民，一再激起起义反抗。所以顾炎武认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是“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他主张对现行的郡县制度进行改革；他反对“独治”，提倡“众治”，并据此提出了以增强地方权力为中心的一整套社会改革方案。尽管顾炎武所提出的方案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社会弊病进行积极改革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定居西北以后，顾炎武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下去。1681年八月，六十九岁的顾炎武由华阴来到山西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一带)，不幸就在这里病倒了。在病中，他依然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十月间，病势稍有好转，他便给在朝中做官的一位友人写了一封信，如实地介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建议对陕西一带的赋税，应从实际出发，改征收银钱为实物，并将征收的粮食存入官仓，待来年青黄不接之时粜给缺粮的人民。他在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很感动人的话：“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指人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里所说的“豪杰”、“仁”，当然还不能突破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思想界限，但是，距今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以解除人民痛苦，致国家于太平为己任，身体力行，“死而后已”，这样的崇高志趣和博大胸怀，是完全值得后世颂扬和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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