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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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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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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宫崎氏评论说：“首先，王莽确实是藉王氏一族之力而登上大臣之位，但是由于他年轻时曾受王氏一族的冷落，因此在得志之后，也不愿作王氏的傀儡而去谋求王氏一族的荣盛。他似乎是具有一种反抗王氏一族过去丑行劣迹的正义感。”（186）又说：“其次，王莽欲迈向独自之途，便必须另外寻求适当的协助者。……他拥有同学的集团，那就是新出现在社会活动的经学集团，其中心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这个集团与之前武帝之时所用的文学之士，在性质上稍有不同。文学之士是因其文学之才始被重用的，他们的经术实际上几乎一无用处；然而刘向等人的经学却是想把经学按照其原来的理想付诸实行。”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王莽仍毅然决然地试图实行古代儒家的理想，这是由于王莽的行动自始就潜在着一种异常的性质。”（186-187）还有：“在他所接受的儒家立场看来，要匡正这个社会的颓风，除了恢复古代圣王的政治之外，实无他法，因此他就怀抱了这种近乎信念的理想。”（189）
（3）至于王莽的新政动机与效果，宫崎氏认为：“其旨趣是相当进步而且合理的，但是要实施这些新政，到底作了多少准备，就简直令人不胜寒心了。”“王莽空想式的新政策，不但使国内陷于混乱，而且与四方异族之间也发生摩擦。”（191） 国学×参考
（4）最后，宫崎氏提出：“王莽对中世立下了许多先例”，一是“他利用外戚大臣的地位而实行帝位的篡夺，这成为中世时代普遍实行的王朝交替的方式，只不过其改换禅让之名而已”；二是“王莽创始的儒家主义政治，下之后汉时代仍然作为王朝的基本方针。儒家被公然定为国教，也可说是始于王莽的。”（192）
1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1979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五章第二节“王莽复古改制的失败”部分略有评论：
（1）该书提到：“王莽凭借王家的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士人。他平日装出‘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样子，取得地主阶级中许多人的好感和信任。”又说：“他执政以后，‘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很快就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群党羽。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大肆笼络人心。……受到王莽收买的这部分官僚、贵族和儒生把王莽看成是他们的保护人，也不遗余力地为他制造舆论。”（254-255）
（2）该书评论说：“王莽是一个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不仅“装模作样地辞让赏给他的大量土地和金钱”，“对人民也施加了一些欺骗性的小恩小惠”，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形象”。（256）
15、黄仁宇《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1987年）[62] 国学×参考
黄氏此文对王莽改制有不少的评论。
（1）对王莽的获得政权，黄氏说：“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外，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2）黄氏还说：“《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3）黄氏又说：“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4）黄氏还说：“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国学百科zgwww
（5）黄氏还说：“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还说：“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16、林剑鸣《秦汉史》（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63]
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606-699）对“新”朝的出现与王莽改制，王莽的政治品格及其统治等历史问题有所技术和评论。
（1）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林著更多的是以批判的笔法加以描述和评价的。林著认为，由于王莽从政之前的特殊身份和境遇，“使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统治阶级最高层，同时又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权势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的手段。……进入政治舞台后，王莽愈加恭谦。他一方面巴结诸叔、伯父，一方面拉拢在朝的官僚及在野的名士。”（607）“在王氏集团与丁、傅集团两派外戚的斗争中，王莽能最后掌权，除了因元后的势力在宫中根深蒂固外，王莽本人善于观察时机，培植势力以至攀附当权者则是重要因素。”（610）对王莽政权的性质，林著认为：“‘新’莽政权本是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生下的一个怪胎。它既标榜不同于刘氏的‘汉’朝，实际上又同西汉王朝又扯不断地联系。因此，王莽称帝后的政权建设就是对原来西汉政权制度的修补和改易。”（615） ZGWWW国学文摘
（2）对王莽的具体改制，林著认为，“王莽时‘新’朝政权的建设，不是从建立机构开始，而是把修补和改造‘五德’学说作为建立政权基础的。……这种学说也贯穿在整个‘改制’活动中。”（615、617）对于王莽实行“王田”和改奴婢名“私属”，林著认为，“是有从社会危机中找寻一条出路的愿望的”，不过，“王莽虽然认识了当时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并正确地揭露了矛盾的真相，但他企图以恢复井田制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626）还有对赊贷之法，林著认为：“无论是否模仿古制，王莽的最初用以还是不错的。”（630）对王莽改制的总体认识，林著指出：“王莽代汉后就开展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制’活动，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思想无不在‘革汉而立新’（《汉书·王莽传》中）主导思想下，依古制、经典或迷信符箓进行改革，当然不能说王莽本人对此全无诚意，完全是虚伪骗人的；但就‘改制’结果来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动均属倒行逆施，不仅毫无解除社会危机之效，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难的深渊，是社会危机加剧。”（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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