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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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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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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鼎元（1680-1733）说：“平生最恶曹孟德……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将以帝称之乎。丕虽自帝，亦莽自成之侪。偶学者不帝莽、自成，而独帝丕，盖狃于前人之误，未及改正。”[51]
刘开（1784-1824）《持盈论》说：“王莽之包藏祸心，而始皆悦之者，以其下人也。”[52]
纵观历代对王莽的评价可以看到，确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53]似乎只有程颐所言“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在态度上有肯定其才能之意。其他则无论是从其人品到其获得政权，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和采用贬斥的笔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列举的议论和评价当中，常常将王莽与董卓、曹操、司马懿、安禄山、朱温等人相提并论，反映出在历代史评方面对这些人物是有着一致的评判标准的。而且，在论及用《周礼》而改制或变法时，又将王莽与宇文泰、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均被视为实践《周礼》而失败并招乱的典型人物，而开启端者，王莽才是罪魁祸首。
三、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 ZGWWW国学文摘
现代史家及研究者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基本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贬斥和批判性的评价，一种是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一种是略显平和中庸的评价[54]。在这里，笔者选择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近年、包括日本和西方学者著作在内的21个著述例证，集中摘录这些著述中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相关议论的片断，并按照其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加以列举和比较，以见各家的观点和立场。
1、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55]
此文对王莽是很有所肯定的。胡适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认为：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兼并’。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是收效。” 胡适又说：“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六管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胡适还说：“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兼并’的人，……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zgwww.net
2、钱穆《秦汉史》（1931年）[56]
该书第七章为“王莽之新政”，其内容为第一节“王莽之篡汉”下有“外戚地位之凭籍”、“王莽自身之名誉”、“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禅让论之实现”和第二节“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对于王莽政权，钱著是以“禅让”这一古老理想的政权交接方式来定性的。他说：“汉室传世二百载，而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的天下之始。”至于王莽改制，钱著则说道：“王莽锐意复古，欲举秦汉以来二百余年相沿之成法，一变而返之于诗书六艺所称述之上古。然亦不二十年而覆亡。”（269）具体的来看：
（1）有关王莽获得政权，钱著认为，“王莽所以得举世人心之归向，而安移汉祚于庙廊之间”，并不只是在于其“门第之鼎盛，制行之谨饬而已”，“盖莽之所以震动一世之视听，而得时人之信仰者，尤在其对于政治上之主张。”（272）
（2）关于“王莽所抱政治理想”，钱著认为：是在“当时以时平世泰，奢风日炽。而制节谨度之意，实一时上下所共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来的，“并无足异”。“惟莽出王氏极盛之门第，而奉王（吉）贡（禹）书生谨节之论，修己治人，坚守敢为，此则不易得耳。”
（3）针对王莽改制，钱著指出：“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其本原皆出于王（吉）贡（禹），而其病则在拘古。”（278）钱著还指出，汉儒有两大“至高之论”，一是“论灾易，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再一是“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但是，“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又说：“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当身之实事。”说到王莽与此之关系，钱著认为：“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291）钱著还认为：“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谊）晁（错）董生（仲舒）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谊）晁（错）董生（仲舒）以来，迄于王（吉）贡（禹）诸儒之所深慨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为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291） 国学百科zgwww
（4）对于王莽的史评，钱著又说：“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91）
3、翦伯赞《秦汉史》（1944年）[57]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 题下的“西汉政权的腐化与王莽改制”部分，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论如下：
（1）对于王莽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及其作为，翦著写道：“王莽在圣经贤传中最感兴趣的，是周公辅成王而后来却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受命辅成王之后，常以周公自命。总想把周公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一次。同时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帝，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驱寒治天下而有之的野心。为了要实现篡窃的阴谋，在平帝在位的五年中，王莽即以各种的方法进行权力的集中。……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王莽又善于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王莽知道以阴谋篡窃他人的天下，为舆论所不许，而舆论的根据是圣经贤传。于是他鼓励经学家刘歆搜罗整理旧经，是为古文经，以为他的篡窃事业寻求根据。”（3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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