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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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与分封制相应的则是官制和吏禄制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周礼》的影迹。在官制上，据史书所载，王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都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在吏禄制度上，王莽也是以《周礼》为依据来加以确定，表现出对古礼的继承和实践。始建国三年（11）五月，王莽有令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79]而且，根据岁时的灾欠有所减省，作为一种灾害保障措施，即“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80]。
再有，就是井田制。王莽把获取民心支持的砝码确定在对井田制的恢复上。始建国元年（9）四月，王莽有令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那么，除了对先王政治理想的向往外，还有什么现实的理由使之必须对土地制度加以改革呢？同孟子一样，王莽也是在古代先王那里寻找根据作为现行制度的范本的。他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81]。这和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82]与“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83]，在表述上是几乎一致的。而这在《周礼》中已是制度化规定了的。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受到急剧的破坏，直到秦朝、汉初，其迹已无所存。所以，王莽在言及复行井田制的现实依据时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欲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可见，此前王莽对井田制已有实行。而当此时，也有人加以劝阻。如《汉书·王莽传》所载，有中郎区博向王莽进谏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减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这番话确实使王莽有所猛醒，“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84] LOVE GUOXUE
在经济理财方面，王莽也依据《周礼》。《汉书·食货志》记载，“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颜师古注：“雠读曰售。言卖不售者则官收取之，无而欲得者官出与之。”这就是以官府的经济力量来扶助贫乏、平衡市场物价的举措。于是，王莽下诏书：“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有关《周礼》中的赊贷之法，颜师古注解释说：“《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谓人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赊买物，不过旬日及三月而偿之。其从官贷物者，以共其所属吏定价而后与之，各以其国服事之税而输息。”具体到王莽所实行的赊贷之法，则是“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买卖五谷布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其中，《周礼·地官·司徒》司市之职“以陈肆辨物大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的职能也有体现。这样的理财措施实是从汉武帝的平准法发展而来，只是王莽又为其找到了经典的依据，因而就更合于先王传统了。当然，在实际施行中并不像所设计的那样，真正起到抑制商贾和高利贷者豪夺兼并的作用；相反，却成为贪官污吏借以贱买贵卖从中渔利的工具，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85]。

国*学*参*考

还有，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又以《周官》税民”，即对《周礼》中的赋税之法的具体化，如所谓“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显然，这是依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师之职，即“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引申而来的。又王莽法中所谓“其不能出布者，宂作，县官衣食之”，则是从《周礼·司徒》乡大夫之职即“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引申而来的。再有，王莽还依据前引《地官·司徒》闾师之职以职业划分、物产分别来征收赋税，故说：“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86]
如此说来，王莽改制既有经典的依据，又有政权的保证，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呢？然而，历史总有其自己的选择，任何变革的成败自有其必然的定律。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分别就很难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王莽改制的命运就是如此。
深受复古政治心态的驱使，王莽改制愈发的激进，如屡屡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官名加以变更，多次对货币名目品类加以改变等。有的与《周礼》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加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以至造成了社会混乱，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代经典政治的实践与尝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对经典的崇拜最后也终于导向对经典的迷信。据《汉书·王莽传》载，正当王莽政权面临改制失败，各种矛盾加剧，以至兵戈四起，“莽愈忧，不知所出”的时候，其幕僚仍在经典中为其寻找灵丹妙药和解救良策。有下臣崔发进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随后，“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字。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詜餐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87]这实在是一种政治悲剧。王莽政权终于农民起义和汉家刘氏集团的反击下失败了。这不能不说是《周礼》式经典政治实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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