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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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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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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第二编第四章“王莽代汉、天下大乱”对王莽的篡汉自立、托古改制及其失败等方面有所评论。
（1）对于王莽的抱负和政治行为，该著评论说：“王莽是一个目光长远、胸有大志、心有计谋、很有手段的人，与他的叔伯兄弟们‘争为奢侈’的荒淫行径相反。”（198）
“王莽做的是‘篡汉’的事，说的却是‘安汉’的话。王莽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有韬略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势利小人，所以不惜放弃暂时的经济利益，以换取政治上更大的名誉。”（201）
（2）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该著认为：“是西汉后期客观的历史条件使之然也，主要并不在于王莽个人的道德和品质。”因为，“西汉王朝的灭亡是必定无疑的。人们在寻找，历史在选择，由谁充当这匡世救危的英雄。王莽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王莽代汉，不仅是他个人和王氏宗族的需要，也是地主阶级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王莽是历史的幸运儿，当他走上政治舞台时，他的父辈已为他在汉家的墓坑中奠定了新朝的基础。”（205）
（3）著者又说：“就王莽的为人特点来看，他一贯虚伪，擅长沽名钓誉。他欺人、骗人、拉拢人、收买人、利用人，也杀人，终于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与某些历史人物后世的评价褒贬不一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王莽的评价，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而他的欺骗虚伪更是让人生厌。‘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代表了封建正统思想下人们对王莽的基本看法。”（206） 中国网ZGWWW
（4）著者还提出：“唯物史观不以封建道德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刘邦可以以代秦为帝，王莽也可以代汉自立，都有他们历史的合理性。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是公元一世纪初重大历史事变，但篡立本身不是我们评判王莽的依据，我们注重的是，在他掌握社会最高权力时的所作所为，他的活动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206）
（5）对于王莽改制，①该书评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不但地主阶级的变法改制解决不了，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无能为力，所以对王莽也无须苛求。” ② 又说：“如果说王田制称得上一次大的改革的话，私属制仅仅是对奴婢制度的一个小的改良。”（208）③又说：“王莽的‘六筦’政策与‘王田’政策不同，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与封建经济规律相悖，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得到预期的社会效果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点，而且王莽的政策和目的与桑弘羊的相比也有其进步之处。……造成混乱的原因主要不在政策本身，而在于用人不当。”（210）④又说：“王莽的货币改革，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得整个社会陷于混乱。王莽货币改革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211）⑤又说：“王莽将官职与爵位连体化，同时规定官爵均可世袭，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无疑加剧了社会危机。”（214）⑥又说：“王莽改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改名，改官名、改爵名、改地名，改少数民族名。这种文字游戏，并无法解决社会时弊，反而制造矛盾。”（214）⑦又说：“尽管他看到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弊病，抓住了产生社会危机的关键问题，也有解救时弊的美好愿望，改制方案有某些合理、甚至难能可贵之成份，但他终究是失败了。”（215） zgwww.com
（6）在总结王莽改制之所以失败时，该书说：“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实际相悖。王莽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们不因王莽的败亡而简单否定、贬斥他的改革、而是要说明这改革产生和失败的原因。王莽及他的新朝、他的改制都是历史的产儿，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王莽的改制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全面社会改革，充满浓厚的托古色彩，这是与西汉中叶以后，儒学成为国学，在社会上起绝对支配作用分不开的。两汉之际的经学大师刘歆、扬雄、桓谭等都参与了王莽的政治活动，他们绝不单纯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解救社会危难心实现如同二代圣世般的理想国家。王莽个人也是一样，虽然表现得食古不化，迂腐，不识大体，但绝不是简单的虚伪和欺骗，他的本志亦不在王氏一家一族的利益和发展，而是要通过托古改制实现理想的圣世，使自己成为留芳青史的圣王。王莽的失败在于主客观相悖。”而且，“整个看，王莽的改制是操之过急，规模过宏，结果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215）再有，“当时的王莽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几与新朝的历史相始终，这是—场非常错误的战争。……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败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215）最后，“新莽时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错误的战争，繁重的赋役，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218） zgwww.com
21，王子今《中国政治通史3·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2003年，泰山出版社）。
该书第九部分“王莽和新朝的兴亡”记述了王莽政权的历史，其总体认识是：“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史家的否定。但是对于他的政治实践进行客观的分析，可以发现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内容。”（170）
（1）对王莽的政治个性，王著认同传统史家的认识说：“王莽的政治表演有极其虚伪的性质，史称‘匿情求名’。另一方面，王莽又‘敢为激发之行’，行政时无所顾忌。”（172）
（2）对于王莽改制，王著评论说：“王莽政权的最高决策集团，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时，没有经过成熟的理论思考，在推行改革的法令和措施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说明。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传说中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174）其实，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与汉武帝时的经济制度都有联系，或曾被实行过，“但是新法的宣布，并不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与成败进行总结和说明，却只是以古制相标榜。”（175）
在上面所引述的著述当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王莽持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例1）和吕思勉（例4）。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历史上绝对少见，即使是在现今，也不能说能够成为公论。很显然，如上引胡适、吕思勉所作的判断，并没有循着传统史家的思路，更多的是从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情势出发来理解王莽的获得政权和王莽的改制，而不是以正统史观和道德观为标准来评价的。后来的宫崎市定（例12）、毕汉斯（例17）也大体是持这样的态度来评价王莽的，后者更是对班固的《汉书》提出质疑，为王莽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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