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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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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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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先生是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更多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他在师大办公楼前看到有一张揭批他的大字报，竟然完全不顾事实地诬陷他是“国民党员”，实在无法忍受，就掏出钢笔，在这条纯属诬陷的不实之词边上，写下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从来未参加过国民党”几个字，并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姓名。这下更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间，挞伐陈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报劈天盖地而来。更有甚者还将揭批陈旭麓的大字报整理油印出一本长达数十页的“传单”，到处散发，大有欲置他于死地的架式。此后不久，先生就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在无休止的“批斗”、“交代”、“审查”的交替中，“挖思想，究根由”，苦挨着那“炼狱”般的日子。
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神奇变成了臭腐，玄妙变成了平常，神圣变成了凡庸。不用说学术研究，不用说正常的读书和思考，就是连最基本的人伦意义上的亲情关怀也遭到无端的责难和排斥！在“牛棚”岁月里，先生年迈的继母被遣送回家，他作为儿子不能前去话别；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为父亲也无权叮嘱几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让她一个人在无助和苦痛中死去；……。 尽管如此，个人的遭际却并没有使先生消沉，有时甚至还“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些颇为“革命”的诗句。在“电闪雷鼓”、“长风扫垢”面前，先生深感“换骨”非易，“脱胎”尤难， 但仍表示要自觉地接受“改造”，洗濯自己身上的“原罪”，不作 “人间赘疣”。
国*学*参*考
70年代初，先生经过数年的“斗批”和“审查”，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但回到零落的家，见到被抄后残缺不全的书籍，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凄苦的哀愁。那个时候，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先生当然希望能够重返课堂，以自己的所学为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他这样一个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只有充当“反面教员”，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的份，重返课堂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茫茫前路无归处”，先生陷入了一种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先生却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乃商请先生到复旦主持编写工作。对好友的盛情相邀，先生固然感到欣喜，毕竟可以继续搞点自己的专业了，但内心却十分矛盾，因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必须离开自己亲手参与筹建的华东师大。基于专业的考虑，也基于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考量， 先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胡绳武先生的邀请，并于1971年以借调的形式正式到复旦历史系上班。可是，复旦并非世外桃源，在那个“大批判”的吼声淹没理性思考的年代里，要真正凭借自己的良知写出象样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牵扯和种种莫名其妙的禁忌！先生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但还是与胡绳武先生及周围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 ，并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由于政治风雨的吹打，这套丛书难免有些风折雨湿之处，但它骨格清奇，文采斐然，与那时充斥于报刊的那种强词夺理、自欺欺人的文字迥异。那是一个文化凋零、学问饥荒的年代，青年人案头的知识读物屈指可数，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便成了陪伴无数失学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读物之一。当时，这套书的印数超过百万，几乎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都读过其中的一种或数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堪称中国一代青年之师，他的思想对一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 。这套书，后来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其实，这套书的意义更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史研究的人才，丛书的作者大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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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先生的另一项学术贡献是，在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的同一过程中，先生还致力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开发与抢救，主持了章太炎著作的编注，以及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前者从1974年9月开始，首尾共进行了三年时间，当年参与编注工作的20人中，姜义华、朱维铮、熊月之等后来都成了章太炎研究的名家；后者则聚集上海各大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标校，并按专题汇编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题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的史料丛刊，由先生与顾廷龙、汪熙先生共同主编，迄今为止已出版《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专辑，其他各专辑亦早已编就，只是受庞大的出版经费所限，难以一次出齐。但已出的各专辑以资料丰富、编排得当、标校谨严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征引，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的资料库存，为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和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卓著的，他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与先生实际的才华和先生早年的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公然践踏、毁灭文化的时代里，“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极左”思潮恶性泛滥，“革命”、“造反”甚嚣尘上，人间的是非变了形，一切罪恶都假“革命”、“造反”而行，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
国学×参考
“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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