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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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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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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外，先生更致力于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建设，以确定学科的范围为必要前提。究竟应该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当时学术界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主张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当然，也有的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30年归入近代史的范围。先生是后一种主张的积极倡议者和坚持者之一。1959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就提出“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观点，认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若干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 。这些看法现在已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1958年冬，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与李新、孙思白、彭明、蔡尚思一起主持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这部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嫌其名称过长，乃改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先生说，这个名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它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那个时候，五四以后3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所谓“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 ，即使是写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条件也远未成熟，更何况是写整个时期的通史！但由于五位主编各有专攻，可谓极一时之选，且又能齐心协力，互补短长， 因此，写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以及五位主编的通力合作，这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通史”便次第完成，并陆续出版。 全书以革命的递进为中心，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兼顾经济、政治、文化及少数民族诸方面的历史，的确已具有“时期通史”的某些气质。此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也为五四以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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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部巨著的编纂经过，孙思白先生在《魂兮归来，有怀旭麓》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
“和旭麓相识，是1958年冬由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上。会后，他被调来北京，开始了东厂胡同八角亭那段令人难忘的工作和生活。东厂胡同1号曾是民国时代黎元洪的总统府，八角亭据说是黎的机要会客室，在地方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教材是深可玩味的。亭子建在一座面积不大绿树环绕的假山上，山虽不高，却也怪石嶙峋，峰回路转，有几分秀气。那时除李新住在外面，我们几个主稿人和五六位青年助手就在这座小山上结邻而居，朝夕共处。白天，大家在亭子里论稿；晚上，一杯茶，石边聊清天，有时也结伴出游，泛舟北海。工作顺手，心情欢快！这生活整整过了两年，是与旭麓三十年论交中相聚最久的一段。从那此工作结束分手之后，二十八年来，南南北北，便是散时多而聚时少了。 ”
在人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以及由这样的经历所孕育出来的友情，是非常令人神往的。难怪先生去世后，他的八角亭旧友李新、孙思白和彭明诸先生都不约而同地缅怀这段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一段令人温暖的学林往事。与这段往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指定教材和第一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他们精心编纂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却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先是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不胫而走者达四万五千余套；但在随后的那个怪诞的岁月里又遭到了无端的批判；“文革”后应读者的要求，人民出版社商请李新等先生略加修订后于1981年重印三万五千套，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由于这部通史史料翔实、立论平实、叙述清晰、文笔畅达，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国学×参考
1949年以后，学术研究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毋庸讳言的事实！在这种强势话语的主导下，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不复存在，学术创造的自由空间和想象空间日趋逼仄。检视这段学术史，尽管表面上学术争鸣的气氛仍然相当浓厚，并形成若干全国性讨论与争鸣的“热点”，历史学界就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但那基本上不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凝聚共识、逼近真理，而是事先预设了“绝对真理”，然后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真理”而产生的内部分歧。虽然先生也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他很少卷入这样的“争鸣”，反对机械照搬和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原典”，甚至以“绝对真理”取代事实的研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尽管整体的学术环境不断恶化，先生的论作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仍然曲折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不复存在了，本已不绝若线的“文化”在这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中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践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特别是那些多少还保留和坚守学术底线和学术立场的知识人从肉体到精神几乎无不遭到肆意的摧残与凌辱，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科学与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却在毫无理由地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与冯契、刘佛年一起被“造反派”打成“师大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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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特别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中写道：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校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 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 ‘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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