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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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与先生所阐发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相比，先生关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个案研究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率多见称于学界。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邹容的〈革命军〉及其思想》、《孙中山先生与〈民报〉》、《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实践的矛盾》、《“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宋教仁》、《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论冯桂芬的思想》及《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等。其中，论谭嗣同文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诸文，则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并结合他们的家世及教育背景来探讨他们各自的思想个性及其局限，均为富有见地的拓荒之作；论冯桂芬、梁启超思想文皆系学术争鸣之作，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至于讨论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及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理路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首度从事实和理论双重层面缜密地追探和求证了民初思想文化的嬗递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由来，新见纷呈，极大地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思维疆域，是先生于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奉献给学界的力作，也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在这些广受好评的论作中，先生已开始逐渐地显露出一种融汇考据、义理、辞章于一体的学术个性。譬如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个性。有关冯桂芬思想的讨论，曾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过研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先生此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力学深思的鸣辨之作。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先生此文从冯桂芬《校颁庐抗议》一书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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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生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术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方面。49年以后，先生就开始从事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最早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垦拓者。早在1955年，先生就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全书共分五章，依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结论。全书扼要地论述了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同盟会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辛亥革命的前后经过，并对辛亥革命赖以发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了富有深度的透析，最后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此书虽仅8万余字，但言简意赅，既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又兼具可读性，因此，它于1955年6月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10余次，发行量累积达10余万册，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普及、学科建立与深入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确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提出的许多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引用。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单在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前后，先生就发表了近10篇相关的论文与书评，主要有《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论宋教仁》、《寓褒贬，别善恶》等。其中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纪年及宋教仁的研究论文，均独步一时，至今仍无出其右。对学术研究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有无“问题意识”，事关研究者的取径，以及能否切中对象的要害！基于这种考虑，先生在《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这篇“有似研究提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所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分两个层面：一是就辛亥革命酝酿、准备、发展和成熟各阶段提出的问题，一是就贯串辛亥革命各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的问题。前者包括：孙中山的早年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1900年的惠州起义与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1900年中国所处的形势，《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个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1907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革命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先生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知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在，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全面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的意见不只是对学界同行的期勉，更在于对自己的鞭策。先生原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并已草拟了纲目。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先生且为各种“俗务’所困，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克底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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