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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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此后，先生的命运就一直与华东师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这所他参与筹建的大学，他的欢乐与悲哀，他的追求与挫折，他的激情与郁结，也都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

应当说，建国后最初的十七年中，先生尽管曾遭受过一些极不公平的待遇，譬如入党问题，职称问题等等，但大体上还是一帆风顺的。他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年至1965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初，华东师大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然而，先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政治参与的热情颇高，但对现实政治的成规运作技巧却并不习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自由份子”的背景，个性中的“温情主义”却始终没有完全泯灭。即使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虽也一再检讨和剖析过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并在报端上发表过诸如《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之类文章，但“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依然时隐时现。在安徽定远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甚至因此而挨批过，他却以“暗无天日”来回应对他的无端批判，好在他的友生们多感念先生的人品和平时对他们的照应和关怀，不愿去播扬先生这种明显触犯时忌的话，只是劝他以后千万别再说这类“反动言论” 。他也曾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写过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50年代中期撰写的对胡适历史观点的系列批判，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对“神道”与“圣道”的批判，其间多袭用当日套语，不无移史就今之嫌，但仍尽可能在学理的范围内就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展开批判，行文和立意都与当时流行的那种无限上纲、棍棒交加的批判文章迥异。我曾经反复阅读过先生50年代初期发表一些议论文章，并与当时流行的批判文章做过仔细的比较，我发现先生并不善于写过这类文章。先生在40年代后期就已是公认的时论文章高手，但我觉得他这时却常常有一种无从下笔的感觉。中国网ZGWWW

由于先生的个性与思想跟时势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又不善于也不屑于官场的营求，且志趣在学术而不在官场，所以，他始终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学术领域，即使在出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及党委委员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专业上的追求。先生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学的是历史社会专业，自然也就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但初衷和立意却在求其有以用于当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经世”。先生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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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梁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 。先生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又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及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专修国学，熟读经史，可谓学有根底，但他没有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之后，早期成果也以古代史为主，先生在大学时代出版的《本国史》，大学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都属于古代史的范畴，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古代史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是“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在这种专业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在焉。这种关怀可以称之为“近史情结”。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和伤心史，也是一部百回千转、荡气回肠的抗争史和奋斗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从而创造性地还原出“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近代社会巨变的过程和整体风貌。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和关怀，或者说出于那一代学人特有的“近史情结”，先生治学渐渐地归于近代历史。一方面为本科生、进修生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从1955年8月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指导和培养专业研究人才；一方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不以豆丁琐碎为贵，一求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历史的脉理之中，在近代史的众多题目上运思于成说之外，常独具眼识，文章累积寝成风格。国学×参考

那十七年中，由于先生一直担任着繁巨的行政工作，而且国家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真正能够用于研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本无法进行纯思与实证的环境里，先生则“要与时间赛跑” ，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激情和惊人的创造欲，先后撰写、发表论文、著作50余种，成为那个时代比较罕见的多产的学者。这些论著笔涉多面而命意深邃，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发，有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探讨，有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分析，也有事件史的论述。

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逐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但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被视为“普适”的理论与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先生是一个积极的争鸣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等论文，并于1955年汇编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单行本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论“厚今薄古”》、《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论“史论”》等论文。这些论著难免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中并不乏真知灼见，其论旨和笔锋本身亦带有先生个人的特点。譬如，在这些文章中，先生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搬和片面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那样做不仅会损害“历史的科学性”，而且也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背道而驰。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确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凭主观的论理逻辑办事，往往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复杂现象的。 ”又如，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具体人物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去鉴定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主张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时代”中加以考察，“抓住时代变化的环节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去把握历史人物”，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变化大，曲折多”，时代的脚步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对近代人物的评判，不仅要放在近代中国整个历史时代来考察，而且还要就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来考察。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应当是：严格地把握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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