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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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在“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和“革命统一”三种去向中，先生似乎更寄望“革命统一”。他在几乎同时上发表的另一篇时论《中国还需要革命》中，进一步申论中国“革命的必要”，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集中，战争与饥荒的绵延不绝，土地问题的日趋严重，“官逼民反”的层出不穷，在在表明，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积重难返而又万分需要革命的时代”。因此，他认为“今日不谈改良则已，欲谈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这个僵化的社会有新的转机”。但究竟“谁能担当革命的重任”呢？先生认为，能担当革命重任的，不外三种力量：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自由知识分子，三是握有武力领导革命的中共。先生分析了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可能性之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大资产阶级不论，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有足够温饱的享受，他们本反对流血革命，然而这阶级里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剥削和内战的压力下，已有转变的趋势。……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级及开明绅士，希望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或革新派抬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正是政府的诤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设施，正与相反，益增加他们的离心力。改组后的政府，所谓混合内阁，徒增几个花瓶而已，其实质不变，一如往昔：物价依然高涨，官吏依然贪污，金融依然无法调整，乱糟糟的情形依然无丝毫的好转现象。”这段话实际上已暗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需要革命，无论是政府来完成为完成的革命也好，共产党来革命也好。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会，则‘革命’必假手于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点头，结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能，就演为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势，这局势要维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别人手里，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尽快结束纷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究竟由谁来主导革命，先生并无成见。国学百科zgwww

先生的言论多析理居正，且富有见地，显然已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许多民主人或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先生常在被邀请之列，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们一起就国内局势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因故无法出席，先生总尽可能以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1948年9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接到邀请后，先生依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 ”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特别是它写在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过激青年”的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勇气和胆识了！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先生为《大公报·星期评论》撰文，就曾严词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当局处理所谓“有思想问题的青年”或“过激分子”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可否认的，二十年来的教育，政治的压力多于教育的启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悦诚服也，力不足也。’教育不能启迪青年，而用政治的威力，这是党化教育的完全失败。其实不满现实的过激青年，除极少数或含有政治的因素，大多数都是优秀而纯洁的分子。我们毫不珍惜青年的前途和社会未来的需要，凭一时的意气，断送其求学的机会，衡之教育本旨，未免背道而驰。就是这样严密的防范，何尝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学潮的产生，并不是青年本身的问题，问题在青年正义的呼声里，就是整个国家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解决症结的本身，而禁止说出症结的声音，何异慈禧太后不许太医说出同治帝的花柳病，结果同治帝的病情怎样？况且青年的思想有无毒质，既不能从血液中去化验，也无法用显微镜去透视，入学之始，何从知其向背。事实上思想行动，往往随环境为转移，在合理而顺适的环境里，青年可驯若羔羊，一旦受了刺激，羔羊也可变成怒吼的狮子。 ” zgwww.net

40年代后期先生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其他政治性的派别，但他日趋激越的批判姿态表明，他已开始逸出“自由份子”的轨迹。那个时候，“自由份子”的言论已引起当局的不快，像先生这样肆无忌惮的越轨抨击就更为当局所忌恨了。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就曾大肆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称他们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大有欲灭之而后快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特别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被迫从大夏校园搬出，东躲西藏，以防不测，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种“流浪”生涯才告结束。因言论或行动而受到当局追踪和绞杀，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这种追踪和绞杀并没有吓倒正义的力量，反而加速地促成了“自由份子”的转变。

政与学之间

只有体会过黑夜的滋味的人，对光明才会格外地憧憬；只有亲历过战争苦难的人，对和平才会格外地向往。先生见证过五四以来的民族伤心史，目睹过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恐怖，并一直在寻找民族和国家可能的去路，早已“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份子”，先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或转化，就成了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者、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主要不是理论求证的结果，而是出自经验的选择。因为，“解放”，对于先生那一代青年学人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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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权的转移，整个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并存的教育系统很快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原先那种国立、私立和教会教育系统被单一的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是一个关、停、并、转的过程。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的大夏大夏和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新型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并于1951年暑假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十余位筹备委员之一，先生以饱满的热情为大夏大学的改制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而奔波。华东师大成立后，由于教师、职工来自不同的单位，难免带来小团体主义和帮派倾向，因此，如何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团结，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先生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时常奔走于教职员工的宿舍和办公室之间，为学校秩序的再建和凝聚力的增强付出了复杂而艰辛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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